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

    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君子”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常与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修养、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而事实上，“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其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

    《说文》释“君”为“尊”，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子”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因此，“君子”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甲骨文中未见关于“君子”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尚书》中首次提到“君子”，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处，皆用来指称奴隶主。“君子”的使用频率在《诗经》里明显增多，共183例，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

    然而，因为“君子”往往指身居高位者，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例如《尚书·无逸》要求君子“无逸”，不能贪图安逸。《诗经·淇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当然，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不固定的，所以《诗经》中也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当然，仍有部分“君子”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道德经》26章“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31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两处提到“君子”，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庄子》中有36处对“君子”的论述，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句。墨家典籍《墨子》中“君子”共出现115处，仅四分之一的“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内涵。儒家代表作《论语》中，仅10余处含有“君子”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

    如前所述，尽管“君子”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学说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其构建的“君子”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相较于《论语》，《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点”的要求，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君子”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也“非吾所谓臧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在宥》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君子”的设想：“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行事合乎天理，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

    整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尽管不同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讨论与阐释，“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

（选自2017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民族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

罗海东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枝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其次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再次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独特贡献。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