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①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能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并非“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②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③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④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⑤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⑥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灵感之一来自于诗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灵魂还乡”意识。这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追问，是诗人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一部真正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也总是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生命本体、价值意义思想的倾注。因此，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情韵、意境这些外化的审美特征上，这种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哲学思考上。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也可以说，至纯至美的人性是沈从文小说所推崇的根本。“湘西”就是人性的乌托邦。纵观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描绘的男女总是性子单纯朴实、待人真诚善良。就比如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为人撑船时，不收取财物，当船客硬把铜板散在船上时，爷爷就拿了茶叶赠予船客。在这一散一送，你推我让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便流露出来，哪怕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船夫与船客，他们心中所纠结的并不是蝇头小利，而是互相的帮助与体谅。船总顺顺也是一个极为和善之人，端午节时他让水手替了翠翠爷爷，好让这祖孙俩去河边看看热闹，休息休息；当顺顺得知两个儿子对翠翠的心意时，没有思量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尊重儿子们与翠翠的情感，让他们公平竞争赢取翠翠的喜爱。船总顺顺作为大户家主，却如此尊重他人，全没有家族长者、乡间富绅的盛气凌人之态，具有心灵美。又如在《菜园》里，玉太太常以一副白衣素人的样貌出现在民众面前，她自食其力，勤劳能干，总是得到全城人的赞美。在沈从文的其他乡土小说中，也总是出现着冰清玉洁、自然淳朴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中，人们虽然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交替的背景下，是社会形态下的“人”，可是，人与人连缀的关系却并不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一系列外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所约束，也不被现代社会金钱价值观念所左右。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然的人性，是崇尚健康自然、无拘无束、善良的、勤劳的品质。这种人性是超脱了世俗的烟火气、江湖气，乃至文人雅士的书生气的自然存在，美好地宛如神性。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知到作者笔下的这种人性是一种普遍的、静态的、凝固的存在。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建筑在至美人性之上的抽象体，整体呈现出一致的外在美、心灵美的特点。人性恒美是“湘西”民众的精神特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流露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