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

    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有删改）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读《雷雨》不免要涉及“周朴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旧话题。一言以蔽之：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反面人物而已。他像康大叔那样凶残，像葛朗台那般贪婪，他也有鲁四老爷似的道貌岸然，但他又不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重合。特别是“周鲁相认”那一场，周朴园对鲁侍萍那种似爱非爱的感情和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

    30年来，周朴园有如叶公，把他和侍萍这一段恋情作为“龙”的形象，牢牢地“画”在他的记忆中。这体现在他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比如他保留了侍萍“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家具等），保留了她“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甚至念念不忘“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旧衬衣以及那件旧雨衣……作者让周补园如此念“旧”恋“旧”，是颇具苦心的。善良的读者和观众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所原谅。可不，连鲁侍萍不也几乎被软化了么？

    但即使痴情至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周朴园画的“龙”，只是为了供自己在灵魂空虚、感情寂寞时咀嚼。一旦“生龙”降临，他决不会用这张旧船票重登当年的客船。

    把握了这一点，认识“相认”的戏就不困难了，从周鲁相遇到相认，周朴园发问四次：

    “你——你贵姓？”“你姓什么？”“你是谁？”“你、你、你是——”精明的周朴园问得怯，聪明的鲁侍萍答得巧，情节一波四折，事态则越来越明朗，周朴园的语气也越来越迫切。真相大白后，周朴园的态度、话言陡变，但变而不离其宗。他首先要弄清“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两大问题。答案是令他放心的：这纯属邂逅。于是他用30年“画龙”的良苦用心暂时稳住了侍萍的情绪。周朴园毕竟不是叶公，他老谋深算，伺机出击，力图将30年的积案了断于瞬间。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带“好”字的七段台词：“那更好了。”“那双方面都好。”“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好得很。”“好，好，好，”“很好，”鲁侍萍既不要他偿还感情债，也不要他以金钱抵偿，更“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周补园最后的威胁全部解除，对他确实再“好”不过。

    在这一过程中，周补园到底给了鲁侍萍什么呢？一，让她“看一看“儿子周萍，这一点做到了：二，给了她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被侍萍当面撕了），5000块钱值多少？有一个参照数据，当年周补园“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这么一比，鲁付萍30年受的苦只值这笔“收入”的1/720！这就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和“爱”！

（摘编自吕厚泽《叶公好龙似的情和爱一周朴园》，有删改）

汉字美学

骆冬青

汉字美学要关注汉字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许慎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①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②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

(选自《文史知识》《汉字蕴涵的美学》)

（注）①文：许慎《说文解字序》：“文者，物象之本。”②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以后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之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