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文学之“新”

宗仁发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的文学观无疑是和文学期刊这一文学载体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无须讳言，“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本能，作家创作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们文学编辑在选取作品时也往往“惟新是举”。从进入这个行当起，我就是被办一本好杂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对文学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着我对什么是好杂志、什么是好的文学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是文学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为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倘若文学丧失了原创性，对于后续的文化链条的延伸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文学的影视改编之所以一直活跃，正因为这里是原创力迸发的地方，投向文学的饥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学在以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和丰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其他文艺样式。

    “新”还意味着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学新人身上蕴藏着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发新人新作对文学期刊和编辑来说，却意味着一种风险和考验。对于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读者往往不会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发这样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学编辑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对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判断能力。那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回忆最初进入文坛时遭遇杂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给文学编辑的最好提醒。

    必须得承认，这种“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载体、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从文学生态的整体着眼，任何一种文学载体都有可能是某种文学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来经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经住时间的考验，保持文学的创造性、延续性和多样性，呵护文学的“可能”。选择和发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14版，有删减）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①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②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不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④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做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⑤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⑥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读书不必听人指导

    ①关于读书，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我觉得，只有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才有权提出我的看法或者建议，而且你也不必受我的看法的束缚，以免影响你的独立性。因为，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质；因为，对于书，谁又能制定出什么规律来呢？滑铁卢战役是在哪一天打起来的——这种事当然会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要说《哈姆雷特》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那就谁也说不准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拿主意。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权威学者请进图书馆，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或者我们所读的书究竟有何价值，那就等于在摧毁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恰恰是书之圣殿里的生命所在。

    ②不过，为了得到自由，当然也得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不能愚昧而徒劳地浪费精力：为了给一盆玫瑰花浇水，便把半个院子全浇湿。我们必须培养自己准确有力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③但是，我们在图书馆里可能首先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的“对象”是什么？粗粗一看，很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大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蓝皮书——各种各样的民族、各种各样的年龄和各种各样性格的男男女女用各种各样的文字写成的各种各样的书，全堆放在那些架子上。窗外有只驴子在叫，几个女人在水槽边闲聊，小马驹在田野里奔跑……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怎样才能在这一片混沌中理出个头绪来？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从自己所读的书中得到乐趣？

    ④说来似乎很简单：既然书有种类，那么我们只要分门别类地找出它们理应给我们的东西就可以了。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根据书所能给我们的东西来读书。我们读书时，大凡都头脑不太清醒，目的不太明确；要不就是苛求：小说一定要写得真实，诗歌一定要写得虚玄，传记一定要美化传主，历史一定要迎合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我觉得，读书若想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就必须先把这样的成见统统驱除掉。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要是你一开始就心存疑虑或者要求苛刻，那么你就不可能从你所读的书中读出尽可能多的意蕴。反之，倘若你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那么，一打开书，你便会从那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从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迹象和暗示中，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当你沉浸于书中并不断熟悉它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给予你的东西，或者试图给予你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明确的。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朝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l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