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蜜的庄奴

张国圣

    走进寓所房间，《甜蜜蜜》歌词作者庄奴和老伴邹麟刚做完下午的康复训练，正坐在轮椅上看窗外的风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的院长邓庆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地说：“庄老，记者按约好的时间过来了。”

    庄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邓庆走到轮椅的另一侧，又凑到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过了一小会儿，庄奴转过脸瞟了她一眼：“什么记者？和谁约的？”

    “糟了！庄老可能忘了。”邓庆站起身，背对着庄奴嘀咕了一句，又趴下身子给他解释，“《光明日报》的记者，前两天和您约好的。”

    “我怎么没看见？”庄奴依旧望着窗外。我赶紧上前打招呼。

    “一直下雨，你今天一来就阳光灿烂。光明日报，名字多好！”庄奴掩饰不住得意，一边笑一边鼓掌，接着竖起大拇指左右摇晃。

    “庄老反应快得很，他在捉弄我们！”邓庆最先明白过来，笑着对他说，“庄老，你真是我们的老宝贝！”

    邓庆推着轮椅往外走，庄奴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个花篮，刚放下的大拇指又竖了起来：“谢谢！花很美丽！”

    93岁的庄奴，就是这样一个甜蜜蜜的可爱老头儿。

    1921年2月22日，庄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冯玉祥的一位部下，给他取名王景羲。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为其日后的歌词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温馨的日子很快结束了。日寇侵华，庄奴家陷入困境。国难当头，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庄奴瞒着父母，与同学们一起报考了飞行学校。大家一路唱着《游击队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赶赴大后方接受训练。

    南渡黄河时，庄奴被其一泻千里的雄浑气势所震撼，又感念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河。“有些文章说我的别名是黄河，那不对。”庄奴说，“黄河是我的大名，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黄河。”

    宋朝诗人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有“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他便以“庄奴”为笔名。后来有很多评论文章说，这个人歌词写得不错，就是“庄奴”这个名字叫得不好。庄奴说：“庄奴用锄头耕种，我用笔写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

    有一天，一个人拿份歌谱来请庄奴填词。庄奴问是谁唱，长什么模样？来人告诉他，演唱者是邓丽君，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庄奴一看旋律，也是甜甜的感觉，脑海里马上冒出三个字——甜蜜蜜。

    不到5分钟，传唱至今的《甜蜜蜜》就写成了。此后，庄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海韵》《原乡人》《小城故事》《又见炊烟》《踏浪》等许许多多歌曲，都是随着邓丽君那“甜蜜蜜”的歌声而风靡的。

    邓丽君演的歌中，大约八成都是由庄奴作词。有人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邓丽君的奇迹也是庄奴的奇迹，但庄奴只是在邓丽君10多岁时远远地见过她一面。那时，邓丽君初登舞台，庄奴担任评委，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

    其实，庄奴并不是邓丽君的“御用词人”。他的创作风格多变，不同情绪、不同意境、不同节奏的歌词都信手拈来。他为已故歌手高凌风作词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春晚由费翔翻唱后红遍祖国大陆。

在庄奴创作的巅峰期，台湾歌坛成名的歌手几乎都唱过由他作词的歌。他也以3000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谱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史”。

    有人说庄奴的作品是“小歌词，大手笔”，文字洗练，意象优美。庄奴很喜欢这个评价，他说自己的创作追求“小而美”。但是，“小而美”不容易，“歌词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写出人们的心声。要让人们心头一震，眼前一亮，就要别出心裁。”

    庄奴、乔羽、黄霑并称华语词坛“三杰”。他和乔羽为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合写过主题歌《月儿圆》，两家交情很深，和黄霑却从未谋面。

    “黄霑的歌词写得好，歌的旋律也好，很有气势。他最年轻，却走得最早，再也不能见到了。我的老搭档们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很少有人唱好歌给我听了。”庄奴说。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小品文、诗歌、散文，都不长，“要好记，别人才记得住。”

    1993年，老来丧妻的庄奴与邹麟喜结连理，成为重庆女婿。婚后一年，庄奴中风，右腿和右手几乎不能行动。在邹麟的细心照料下重新站起来后，他为夫人写了一首《手杖》：“你就是我的手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杖，这辈子有了你，才懂得竖起来脊梁，挺起胸膛。”

    今年2月22日是庄奴的93岁生日，护养中心特地为他举办了生日音乐会。老人即兴为护养中心创作了短诗《青草地》。

    庄奴用家里挂了几十年的对联自勉：“和时间赛跑的人，圆慈悲为怀的心。”“我要活到100岁，写到100岁。”庄奴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2009年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

    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其父丁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丁家大门口。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是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这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

    在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辗转来到重庆，他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创作了大量以“争民主”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五子登科图》等，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丁聪仍坚持自己的讽刺漫画，由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资深“运动员”。从1958年的“反右”到“文革”，丁聪都在劫难逃。大鸣大放中，丁聪对“外行领导内行”提出的批评，连同筹办《万象》的构想，成了“反右”高潮中的罪状。1958年的一天，“右派”丁聪乘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去了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丁聪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有人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喜过望，催他赶快交代。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开始时，丁聪被分配到美术馆扫地、写标签。不许画画，他就偷偷地在展出作品的废标签后面画上漫画。白天要劳动，画画的时间难保证。丁聪正发愁时，赶上单位体检，查出来丁聪血压高，单位给放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可乐坏了。为了能争取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丁聪不吃药，复检时憋着一口气，血压当然还是高，丁聪又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假。就是利用这两个星期，丁聪赶出了30多幅鲁迅小说插图。

    1979年春，丁聪刚被宣布“没事儿”就跟政府说：“我已经63了，把最后几年时间留给我吧，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啊!”小丁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此时恰逢《读书》杂志创刊，受范用、冯亦代之邀，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封二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金字招牌。漫画中的犀利和辛辣，让人觉得，小丁好像从来没变过。

    三中全会到8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丁聪认为最开放的时代。他继续以笔为刀，针砭时弊。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反思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

    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正是这样的平淡，才淬炼出了最强大的艺术，给社会与现实以无情的鞭挞。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情，老百姓通得过的，我才画。虽说我为这个吃过不少苦头，可我总觉得我没做过坏事，对得起良心了。 （丁聪《一生就做一件事》）②丁聪当时住的房子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画画、看书、吃饭、看电视、睡觉。只要一拿起画笔，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快乐。  （李辉《从此天堂里也会多一些笑声》）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相关链接】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

曾国藩传

朱东安

    曾国藩从小就有很高的志向，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

    其父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可从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竞成！”为此，曾国藩青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百折不挠。

一天，曾国藩在家背书，可有一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贼正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睡觉后动手行窃。可曾国藩国一直背不下来，就不去睡觉。贼等不及了，跳起来大怒道：“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说完，那个贼果然背诵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还有一回，曾国藩和妹妹一起跟着父亲外出。父亲看到路边有棵“狗尾草”，马上出了一句上联：“狗尾草！”妹妹马上回答：“鸡冠花。”一会儿，他们经过一座桥，父亲又随口出一句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没有对出。三天后，曾国藩突然跑去对父亲说：“听月楼。”父亲一听，对儿子的执著大加赞赏。

    为激励自己，曾国藩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

    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涤生”就是“见善思齐，有过则改”的意思，可见曾国藩时刻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

    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在名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曾国藩在学业上实飞猛进。1834年，曾国藩24岁，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独自北上京城，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然而，进取不止的曾国藩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1836年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还是没有被录取，但他没有灰心，他相信自己还年轻，仍有机会。放榜后，曾国藩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返。

    会试虽然落榜，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在交谈中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言谈举止中，易知县看出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无量。当曾国藩开口向易和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同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买下来。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所费也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回家以后，父亲曾麟书得知他当了衣服借了账，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望着慈样的父亲，曾国藩暗暗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功夫不负有心人。1838年，曾国藩终于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国藩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志向。

    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偏强小伙子，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实现了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感觉前途无限，便产生了一定要做一个屏藩国家的重臣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就是“为国藩篱”的意思。从取号到改名，少年时代的理想又升华了。

（节选自《曾国藩传》）

在慕尼黑的爱因斯坦

聂运伟

爱因斯坦喜欢寻求远离繁华都市的乡村作为居住地。即便在流亡美国之后，他住在普林斯顿，住房四周也是有一座大花园，住房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人们常以为这是爱因斯坦生性孤癖、不善交际的表现。其实，就文化背景来分析，爱因斯坦父子对慕尼黑郊外纯朴、自然的风景的神往与欣赏趣味，有着浓郁的时代感。在爱国斯坦诞生前100年，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就已为爱因斯坦准备了优良的文化个性基质。毫不夸大地讲，爱因斯坦日后无与伦比的创造性思维正源自于他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感应和醒悟。没有身处原始自然风光中的自由呼吸，人是很难让个性自由伸张、让思维进发出创造火花的。慕尼黑郊外的自然风光在爱因斯坦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下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种子，同时，也过早给他带来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那种人生的痛苦感，而是一种有强烈人格意蕴的自由、创造品性。

如此强调独立的个性既催生出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创造性思维成果，又让爱因斯坦的生活方式显出许许多多常人眼中的怪癖。1946年，业已67岁的爱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无顾恳地说：“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连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迟，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

爱因斯坦只会永远按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评判一切。所以，他并非想鹤立鸡群而显得孤独，而是他从来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去效法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时，所有的人朝一个方向前进，而爱因斯坦独自一人走向另一个方向，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信念的坚定使得爱因斯坦从不惧怕孤独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人们： 看，这才是正确的出路。当然，童年时代的爱因斯坦还不可能向世人解释自己个性的内涵。他独来独往，时常故意躲开小伙伴、同学，即使同亲人在一起，他也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谁要是破坏了他独处的心境，一向沉静的他会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情绪。不爱和人交往的小爱因斯坦偏喜爱那些需要耐心和坚韧的游戏，比如用薄薄的纸片搭房子，不成功绝不罢休。

对于童年的爱因斯坦来说，独主的个性还只是一只“空筐”，它需要充实精神、文化的内涵。第一个装进这只“空筐”的是什么? 是音乐。爱因斯坦三岁时的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游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 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 ”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三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不爱说话的小因国斯坦对音乐入迷了，六岁起练习拉小提琴。几年后，爱因斯坦唯一的消遣就是音乐。在母亲的伴同下，他很快就能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了。

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吃着人类文化最计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1931年，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 第二职业”。

（摘自聂运伟《爱因斯坦传》）

【相关链接】爱因斯坦的母亲像大多数犹太女性一样，贤慧能干。她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极高，爱好文学，更爱好音乐。

小爱因斯坦生病时，父亲交给他一个罗盘玩，发现他对罗盘上的指北针有强烈的好奇心。父亲给他讲清了指北针的原理，还表扬了他善于动脑。以后，不管工作多忙。父亲都挤时间和他玩，搞建筑，造机……

共同的爱好使得爱因斯坦的父母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给爱因斯坦营造了一个充满温馨和谐的爱之屋。（摘自《中外名人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