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①，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三十三年②，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注：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②本文写于1944年）

百岁开一话杨绛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对此自是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杨绛在被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过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汲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1986年2月

卢鹤绂：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人员起了疑心，一摸，大衣各处硬邦邦的，打开一看，大衣里密密麻麻全是插袋，里面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安检员还从来没见过带这么多书的。“正在打仗的时候回国，你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带这么多书？”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9月，卢鹤绂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毅然回到了正在进行着抗战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时会说：“如果卢鹤绂当年留在美国的话，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内地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力学和地球物理探油术等课，他常常只能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课。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一边讲课，一边还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手写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卢鹤绂预言“浓厚之能源”的“特殊之用途”得到应验。1947年，他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做了介绍。此文一出，被美国文献和专著广泛采用，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到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546培训班”任教。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培训班：学员中有90名工程师，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括日后的核基地司令。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如果卢鹤绂也到核弹基地，将来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卢鹤绂回到复旦讲坛。

    1980年，卢鹤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1995年，81岁的卢鹤绂与他的弟子王世明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这篇文章之前曾被美国《物理学刊》拒绝刊登，对此，卢鹤绂坦然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用发射卫星的手段，深入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名全球闻名的物理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对京剧的痴迷源于年幼时在舞台下的耳濡目染，入门完全是无师自通，唱功、演技都是听来的、看会的。他曾自豪地说，他不用任何准备即可登台上演40出谭派戏。

    有人问卢鹤绂为什么如此酷爱京剧，他回答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含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树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近期，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其在校园里树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 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节选自《新民周刊》2014年7月）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刘力源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尤其是他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所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王作跃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的重要原因。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以来强调基础科学要和应用科学并重：“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在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文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也有这个能耐。”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不仅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和认真的态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的东西。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第一手材料”，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又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没有真正赋闲。“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学者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一般老年人难以做到的。

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