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

汪曾祺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选自《修髯飘飘》，有删改）

【注】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宋凤英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小男孩，在成年之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体育有广泛的兴趣，喜爱拳击、划船、击剑和骑马等运动。入学后，他很敬佩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甫，因此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在11岁生日那天，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不禁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少年顾拜旦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

    中学毕业后，顾拜旦先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就读。不久，他从军校退学，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此时，整个法国仍然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中。法国正积蓄各种力量，伺机对德国复仇。他希望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传统能在复活的奥运会上得到传承，以激发人们的和平意愿，壮大世界的和平力量。对于古希腊奥运会，顾拜旦充满憧憬之情。特别是古希腊人在奥运会开始前，火炬手一边高举火炬奔跑、一边高呼“停止战争，去参加奥运会”。顾拜旦感到，要让法国复兴，就应该走体育强国的道路，“用体育唤醒法国”。

    不久，顾拜旦又前往英国留学，潜心研究了英国教育史，撰写过有关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阿诺特有一句名言：“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当时，他还考察了英国教育和体育的现状，对那里学校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经常性的郊游十分赞赏，希望在法国各学校中也能设置体育课，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和刻苦锻炼、强健体魄的精神。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1875年至1881年间，在欧洲考古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奥林匹亚的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了，而且每年都迅速地公布挖掘的结果。因此，顾拜旦同其他一些对奥林匹亚感兴趣的人士一样，都能及时、详细地倾听到公布的情况。当时他曾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顾拜旦对英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887年，他做了《法国和英国中等教育制度对比》的报告，对英国将户外竞技游戏纳入教育内容给予很高评价，主张在法国学生中也开展竞技游戏，并以体育为重点来改革教育。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因学业过重而过分劳累的问题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们游戏。”

    189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1881年建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年建立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为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90年，受法国政府委托，顾拜旦负责调查、研究大学的体育工作。他借此机会，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出了体育状况调查表。通过调查，顾拜旦发现国际上各个体育组织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体育运动日趋商业化。这使他意识到，可以凭借古希腊体育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影响，来推进国际体育运动。他同时深切地感到，应该尽快地以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来，用“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比赛，以消除体育领域内存在着的种种混乱的不良倾向。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

    从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负责该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国际奥委会成员由14个发展到40个。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1924年，他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担任28年之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但他被聘为终生名誉主席。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因心脏病在洛桑与世长辞，终年7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顾拜旦的遗体安葬在瑞士洛桑，而其心脏则安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他期望即使自己已长眠于地下，但其心脏仍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

(摘编自宋凤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相关链接：①1913年，顾拜旦精心地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②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年努力和精心筹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选自2013年第7期《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