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穆旦：忠魂耿热满玉壶

夏生荷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任教，即便是靠着写诗也可能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却坚持要回国，要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翻译给新中国的读者。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不允许在美的中国籍高级知识分子离开，穆旦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回到了祖国，在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

    一回来，穆旦就开始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给这个民族增添文学滋养，他甚至停止了写诗，以便专心于译作。5年内，他便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好几部代表作，以及《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作发行量很大，以至于没人知道他是诗人穆旦，只知道他是翻译家查良铮。然而，穆旦不会逢场作戏，更不会说假话，遇事总是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欢，这也为他后来的连连厄运埋下了隐患。

    1959年，在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中，有人翻出了穆旦的过去，举报了他，天津中院随即宣布穆旦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这是历史的悲剧，穆旦无力反抗。作为“历史反革命”的他，被发配到校图书馆，白天要从事打扫厕所、楼道等杂役，晚上则要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亲朋们不再上门，穆旦也变得沉默寡言，当初他执意要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翻译文学，但现在却要放下手中的笔，“沉重的枷锁会被打断，牢狱会被颠覆，而门口的自由将微笑地把你们拥抱……”这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枷锁何时才能被打破。

    4年后，穆旦终于被解除“管制”，成为了图书馆的普通员工，虽然他仍然要定期写思想汇报，但毕竟能重新提笔了，此时的他决定完成一个宏大的计划，翻译美国作家拜伦的名篇——《唐璜》，他曾对妻子说：“《唐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部诗体小说，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它！”此后，每天下班后，穆旦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里伏案翻译，他常为一行诗、一个字而整夜不能寐，为一条注释、一个疑点而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穆旦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万多行的《唐璜》初译稿。但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因为“远征军的问题”，穆旦再次陷入困境，他被“红卫兵”抄家，没收和焚烧掉很多书籍和稿纸，好在他拼死保住了《唐璜》的手稿。

    1973年，穆旦修改好了《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兴奋不已，他用牛皮信封小心地将译稿包好，并在扉页上写上鲁迅的名句，用于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但译稿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直到3年后，穆旦才托朋友打听到《唐璜》的下落，友人告诉他：“仍然在出版社，暂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穆旦欣喜不已，可遗憾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心血之作《唐璜》的消息。

    穆旦去世3年后的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春，穆旦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里，陪伴他的是一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唐璜》。

    1981年，穆旦被平反，友人为他送上了一副挽联：“坦荡荡玉壶冰心，血热热耿介忠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吧。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节）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得选择。”佩雷尔曼有一次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意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John Bal）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或者把奖章送到圣彼得堡来。佩雷尔曼拒绝了。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七个“千年难题”，并承诺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一百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的噱头意义更大，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像保尔那样也飞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佩雷尔曼没有与他见面。他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瑟斯顿在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和敬仰。他能够了解和坚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选自2016年第21期《读者》，有删改）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过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汲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1986年2月

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 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 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