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野蜂^①

（美）惠特曼

    五月是鸟儿结群歌唱和繁衍的月份，是蜜蜂的月份，是紫丁香开花的月份。我在日出后进入野外，往小河方向走去。阳光、馨香、旋律——蓝色的知更雀、草丛里的鸟群在我的四面八方啼鸣不已，好一片喧哗的天籁，那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近处啄木鸟的啄木声和远处雄鸡的啼鸣，是这片天籁的背景。两天来温暖湿润的天气，给小草染上了新的翠绿。太阳在辽阔的天空升起，又开始了一天的旅程，和煦的阳光流溢着，它沐浴着万物，亲吻着我的面颊。

    不久我便听到池塘里的蛙鸣，看到野茱萸的第一朵白花，随着是繁茂的金色的蒲公英，一大片一大片铺满了地面，还有白色的樱花和梨花。我蹒跚地走过林边，野生的紫罗兰抬起它蓝色的眼睛向我的脚点头致敬，苹果树新绽的花朵泛着玫瑰色的红晕。小麦地闪着碧玉般晶莹的绿光。暗绿色的裸麦，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弹性，矮杉木缀满了褐色小巧的果实。夏天已经完全苏醒。一大群乌鸦哇哇地吵闹，落满枝头。我坐在它们附近，只听得一片震耳的喧哗。

    大千世界给了我数不尽的东西，现在还在给我。但是这两天给我最多的还是那些大个儿的蜜蜂，人们叫作“野蜂”的。当我在路上慢慢走过时，蜂群结成了阵势，陪伴着我。在我清晨、正午和日落时的散步活动中，它们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有时竟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独占了我身边的风光。它们是成千上万地飞满了甬道。大个儿的蜂，活跃、疾速，带着巨大的永远时起时伏的嗡嗡声和一种奇妙的冲击力量撞来撞去，迅速地闪动着，彼此追逐着。这小小的东西给了我鲜明的新的感受。它们是否正处在交配期呢？否则，这么大的蜂群，这样的紧张和猛烈，又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一株巨大的野樱树下书写——偶然的云翳和阵阵的清风，调剂着这温暖的天气，使它凉爽可人。我在这儿坐了许久，蜂群的嗡嗡的音乐包围着我。数以百计的蜂在我的身边飞掠着、悬浮着、穿梭着——是些身穿浅黄色外衣的大个儿，胖乎乎的身子闪着光，粗短的脑袋，轻绡一样的翅膀——永远发出它们那宏大浑厚的嗡嗡的吟声。旷野、裸麦地、苹果园，这一切都以我十分渴望的方式滋养着我，令我陶醉。两天来的一切：阳光、微风、气温都那么好，真是尽善尽美。这两天我感到十分舒畅，我觉得身体好得多了，精神也宁静安详，然而一个纪念日^②快要到了，它曾给我的生命带来最沉重的损失和深切的哀悼。

    又一个完美的日子。上午七至到九点两个小时被包围在蜂阵和鸟群的音乐之中。苹果树下面，有三四只背部褐色的画眉，每一只都在快板急腔地欢欣地歌唱。那声音之美妙，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听了两个小时，忘掉了一切，只朦胧地感到沉醉。我注意到几乎每一种鸟一年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它们歌唱得特别动听。现在正是这褐背画眉鸟歌唱得最欢畅的时期，也正是蜜蜂声音最动听的时期。它们在这甬道内外飞舞着、嗡鸣着。我回家时，又是一大群蜜蜂跟往常一样前呼后拥陪伴着我。

    两三个礼拜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一段文字时，我正坐在小溪旁的一棵百合树下。这树有七十五米高，正在成熟时期，朝气蓬勃，一片鲜亮的翠绿——多么迷人的形体。每一根枝条，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尽善尽美。数以千计的野蜜蜂在这树的上上下下飞翔，在花中寻觅甜蜜的花汁。蜂群宏大连绵的吟声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基调，也形成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基调。

【注】①本文写于作者中风痊愈之后。②母亲的忌日。

    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文艺创作，既是时代的视窗，又是精神的花朵，并由此而铸就其“新”的禀赋与“美”的特质。这就使任何内容与形式的文艺创作，都必须以独具的魅力和特殊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以使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既可观瞻生活的胜景，又可实现认知的提升；既能获取艺术的欣悦，又能采撷思想的果实；既会驱散心灵的空虚，又会增强进取的信心。

    文艺作品所充盈和辐散出来的向上、向前的力量，其最大的聚焦点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在意识层次和社会层面，则属于道德范畴。虽然各种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文本与辞章、形象和故事永远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形成了文艺创作的道德决定论。诚然，文艺作品中的道德传递确实不像社会伦理学那样富于思辨力和逻辑性，但这只是存在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自从《诗经》《离骚》开启了文艺创作的先河之后，道德含蕴与道德评判就一直是文艺的主体形态和至高绳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甚至被奉为经典，正是隐匿于其中的道德内曜所致。孔子所作的《春秋》，之所以能让乱臣贼子闻而生“惧”，便是因为书中融贯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鲁迅的小说，看似在讲故事、写人物，但力透纸背的文字无一不是鲜明而强烈的社会道德评判。

    这并不是个例，而是一道铁律。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恪守和遵从。否则，只玩形式、玩技巧，忽视作品的精神品位与道德内涵，注定是难成正果的。文艺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弘扬良知与布达道义，就是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始终以创造文明和弘扬道德为己任，并以优美的形式和诗性的表达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使我们得以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为此而由衷地将之称为“经典”与“史诗”，永远地将之定格为思想的圭臬和道德的范式。

    在文艺创作中，真善美是道德的最大极和文明的最高值。创作主体只要在创作实践中抓住了这个关节点，并加以艺术化、审美化的实施与表达，就一定会创作出社会认可、受众认同的优秀作品。做到这一切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则是须经过多方砥砺和艰苦磨炼的。除了艺术技巧方面的艰苦磨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精神、道德上的不断淬冶与提升。处于改革时代与发展大湖中的艺术家们，更应当源源不断地用精品佳作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点亮人生、纯化生活、助推发展。

（摘编自艾斐《发掘和表现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使命》）

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程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白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