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中的“在河之洲”所指何地，多年来，从教科书到《诗经》的多种版本，均未明确注释。经我们考证，就在黄河中游，乃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也。

    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周代的版图上寻觅，便可以看到在万里黄河的中游，有一片像小岛似的滩涂，奔腾的黄河水，其主河道从这里一分为二，围绕着这片滩涂形成南北二水之势。然后，在滩之东端又合二为一，卷起滔滔巨浪，东流入海。这片多达万亩的滩涂，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片被誉为“河心岛”的滩涂之上。

    从宏观上看，西滩与《诗经》十五国风“周南”所涵盖的地域有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关于周南，《辞海》解释中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谓即洛阳；《索隐》谓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之语。西滩与洛阳仅一河之隔，应属周南的统治区域。国风中的不少诗篇也都是河南地区的民歌。

    从微观上说，黄河古代称河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我国江河众多，但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之前，除黄河外，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

    在周代的版图上，西滩可以说是万里黄河之中唯一人类能够定居的岛屿。多少年来，黄河西滩绿树掩映，农舍点点，瓜果飘香，渔舟晚唱，人们自给自足，民不交皇粮，官不征田赋，不谙水性的兵匪毛贼，轻易不敢越河进滩袭扰。村民们如世外桃源般地在此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尽管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但是西滩从未被洪水淹没。

    西滩的形成和存在，自然也为《关雎》一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表现诗意的载体也就更加明确。

    《关雎》中的雎鸠鸟和主人公“窈窕淑女”采摘的植物——荇菜，西滩可觅其踪。荇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胆科类，今名莕菜，别称金莲儿、水荷、水葵。据《诗经植物图鉴》载：“荇菜分布于中国南北各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生育于池塘及流动缓慢的溪河中。”1987年，济源中草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过程中，也在济源王屋山区的小溪边和黄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生长的荇菜，当然也就包括西滩了。

    另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西滩在古代就曾是古人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温庭筠有《河中陪帅游亭》诗曰：“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曾在王屋山学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诗云：“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如今，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国家又在其下游15公里处修建了二坝——形成了一个23平方公里的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昔日宁静的西滩，夹于其间。新西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但它无疑是一个充满人文特色的新景点。

（摘编自姚景强李立政《“河之洲”在哪儿？》）

保护方言，守望乡愁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2015年12月《人民日报》，有改动）

    旮旯是北方居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指屋子里或院子里的角落，或指一切角落。近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旮旯胡同》，说的就是北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发生的故事。

    旮旯这个词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的原意是表示居住地。今天的蒙古族居住地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与旮旯一词发音类似的词，像锡林格勒盟、霍林格勒市等。“旮旯”与“格勒”发音相似，写法不同，语源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使用“旮旯”一词的地区，正是我国长城沿线及华北、东北地区，是汉族与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相伴生活的地区，他们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北京方言中就有大量的蒙、满语词，如“窟窿”，即借用蒙古族语“库伦”（蒙语语意为围起来的地方）一词，都表示小的空间，汉语在词意上有所变化。

    那么，汉族是怎样借用旮旯这个词的呢？又怎样把它由表示重要的居住地的词，演变成一个表示边远小地方以至角落的词的呢？我想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词汇演化过程，推测出过去演化的情况。例如，我们原本郑重地称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为国际友人、外宾、外国人，后来，外国人越来越多，民间就称他们为“老外”了。“旮旯”一词的演变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开始，阿尔泰语系某族人来到汉地，问他们从何处来，他们自然说某某格勒。后来，来的人多了，都说是来自某某格勒。时间长了，就演化为不发达的鲜为人知的边远、偏僻的地方，语音也打趣地变为“旮旯”。

    汉语里借用“旮旯”一词，可以单称“旮旯”，也可以和汉语里原来的词结合，叫犄角旮旯。从字形上看，能推测其音译自外族语。两个字不能拆开，这是很多外来语词的共同特点，如葡萄、唢呐、珐琅等。

    在阿尔泰语系中，“旮旯”表示宏大、雄伟、神圣的地方，从当初造字的字形上也能看出来。两个字都有日字。汉语中旮旯的本意是太阳的故乡或太阳神的住地，保持了阿勒泰语的原意。阿尔泰语系诸族，普遍有崇拜太阳神的信仰。但“旮旯”这个词译过来后，又经过演变，词义由神圣变为世俗，所指的地方也由大变小，但字形却没有变。

    “满街杨柳绿似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关于清明，《岁时百问》讲：“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三统历》云：“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明代张岱《夜航船》亦讲：“清明万物齐于巽。巽，洁也，齐也。清明取洁齐之义。”时至清明，已入深春，莺飞草长，清波粼粼，桃红柳绿，风清景明。

    清明作为节气，有起源于周朝之说。据张岱《夜航船·天文部·时令》讲：“周公始定二十四节，以合二十四气。”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冬至和清明。古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清明三候是：初候桐始华（华，即开花）；二候田鼠化为鴽，牡丹华；三候虹始见。这早在《逸周书·时训解》即有记载：“清明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鴽是鹌鹑一类的鸟，“田鼠化为鴽”，是古人的一种错误认识。

    “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说起清明，就不能不谈到寒食。据传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贤人介子推的。春秋时晋文公（重耳）与介子推等诸臣逃亡去国十九载，返国后封赏功臣，独介子推无封无赏。子推作《龙蛇歌》而讽之：“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入深渊，得其所安；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子推遂偕母隐于绵山。文公悔悟，烧山逼令出仕，子推抱树焚死。时人为悼念子推，于其忌日禁火冷食。后相沿成俗，谓之寒食。

    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二日，亦有前三日之说。到了唐代，寒食与清明两节由于日期相近，便逐渐融为一体，几乎成为“同一个节日”。据唐代杜佑《通典》载：“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至此，寒食被作为“用展孝思”的“法定节日”确定下来。俗话说：“清明到，儿尽孝。”唐代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由于寒食禁火，故清明取火曰请新火。“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在清明这一天，皇帝亦将新火赐予近臣，以示恩赏。唐代韩翃《寒食》诗写的便是公侯大臣受皇宫赐火：“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清明成为“法定假日”，亦始于唐代。寒食一日，再加前后三日，共计七日假，相当于近年来的“黄金周”。“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由于唐代以后，寒食、清明既是“法定节日”，又是“法定假日”，所以除了祭祖扫墓而外，尚有春游、踏青、插柳、放风筝等风俗。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又云：“清明去踏青，不害脚疼病。”宋·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有句：“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因而清明或曰寒食庶几成为一个“旅游节”了。

（《寒食与清明（金台随感）》）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