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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第一中学2024-2025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崇高美多姿多彩,诸多优秀作品为新时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B、当前一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C、新时代的诗歌创作,应以净化和升华思想为价值取向,极力避免真平庸,警惕伪崇高。 D、诗人应该对新时代有深刻的认知,超越“小我”,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真情的恰当流露对诗歌崇高美的产生有重大影响,所以诗人在强烈情感的驱使下创作的诗歌就具有崇高美。 B、“刘又源/一个人/在玩/手机/游戏”,这样的诗歌缺少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不过是一种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 C、当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D、诗歌创作既要关注社会生活表象,也要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二者同等重要。
(3)、材料一使用了哪些论证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苏绣起源于何时?由于文献与实物资料的限制,现在尚难断言。刺绣是在织物上进行再加工的手工艺品。工艺美术界一般认为刺绣的出现略迟于纺织的出现,是随着缝纫而产生,发展的。从20世纪50年代吴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织物与骨针等实物来看,早在上古时期吴地就可能有刺绣了。关于苏绣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正谏》中关于吴人迎送外交使节排场的记述:“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装者,有锦衣而狐裘者。”晋平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32年,可见早在2500年前,吴地“断发文身”的习俗就已被披锦饰绣的衣服所代替。《吴越春秋·夫差传》中也有记载:“吴王临欲伏剑,顾谓左右曰,吾生既惭,死亦愧矣……死必连繴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愿复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这也可说明吴地早期刺绣是以绣衣,绣帕等重实用的绣品为主的。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是吴地苏绣的初创时期。

    (摘编自孙佩兰《吴地苏绣》)

    材料二:

    苏绣讲求“顺”,强调丝理对表达物体凹凸转折、阴阳向背的重要作用。任何事物都有丝理,若对此缺乏正确认知,很难使绣品获得应有的艺术效果。但关于这一问题,前人没有文字记录,全靠今人在实践中摸索。一个偶然的机会,苏绣艺术大师李娥媖发现一朵在墙角含苞待放的深红色月季花,她由花叶上放射形的纤维组织,特别是合抱形花瓣的姿态,联想到刺绣的丝理,顿生灵感,后在艺术实践中逐步总结出丝理规律,即刺绣丝理必须与植物纤维组织及动物毛丝生长方向一致,并随它们姿态的不同和变化灵活运用。如绣花卉,宜用散套针。该针法线条组织灵活,丝理转折自如,可使镶色、接色和顺,适宜表现花卉娇艳多姿、五彩缤纷的特点。又如绣猫,宜用施针,因为施针的线条是稀铺后分批逐层施密的,线条略有交叉,适合表现小猫遍身柔和松软的茸毛。乱针则以似乱非乱的线交叉掺和绣面,使作品生动逼真。按丝理规律刺绣,可使花儿迎风争艳,金鱼游姿优美,鸟儿枝头跳跃,小猫呼之欲出,其艺术效果远胜图画。这项创造性发现,成为苏绣技艺的一大特色。

    (摘编自李明《苏绣》)

    材料三:

    如今,苏绣大师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任何一种绘画效果,苏绣似乎发展到了尽头,再也变不出新花样了。姚惠芬开始思索:苏绣区别于绘画的媒介特性是什么?毫无疑问是针法,针法构成了苏绣的艺术语言。但眼下,一些传统针法尤其是衣饰上使用的实用针法,正被人们渐渐淡忘。于是,姚惠芬决心回到更早的传统里,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她从刚开始的别扭、不习惯到最后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了自由、自觉的创作状态,能自主地决定每个局部采取何种针法。姚惠芬的《骷髅幻戏图》系列刺绣作品,亮点不在于用刺绣去模仿绘画,而在于借绘画去展现针法:每一块城砖,每一个局部,都由不同的,矛盾的针法构成。如果说过去的重点是“绣什么”,现在则变成了“怎么绣”。针法上的自觉使苏绣变得纯粹了,摆脱了形似而变得抽象了,类似于格林伯格所说的现代主义绘画对写实绘画,叙事绘画的超越,充满了对媒介特性的自我批判。由此,苏绣在向古老传统的创造性回归中,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摘编自陈岸瑛《从苏绣能否成为当代艺术谈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马克思之墓(节选)

南 帆

①在英国,可以见到许多名流的塑像。威灵顿、丘吉尔、司各特、牛顿等等。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某个富豪捐赠的,图书馆门前就有一尊这个富豪的铜像。伦敦的某一个地铁站口甚至塑起了一尊福尔摩斯像。

②海德公园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如此之高,以至于拍照时不得不用广角镜头。纪念碑纪念的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男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他最为重要的身份是女王的丈夫。据说他去世之后,伤心的女王大约有七年的时间不理朝政。这座纪念碑应当是爱情和皇家财富的共同象征。

    ③其实,英国人更为热衷的是戴安娜王妃的故事。纪念戴安娜的活动至今不衰。戴安娜逝世的周年忌日,无数人自愿地献上鲜花和花圈。海德公园几条主道的路面上,不远的距离就钉有一面铜牌子——因为戴安娜曾经从这几条路上走过。人们爱戴戴安娜的原因不仅是她的美貌,更重要的是她的平民精神。她时常以王妃的身份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不太在乎皇室装腔作势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刻意将那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作为摆脱平民世界的仪式。

    ④可是,这种爱戴之中是不是仍然隐藏了某些势利之心?戴安娜的传奇寄托了众多凡人的白日梦,而且,戴安娜故事的后半段仍然是这种故事的延续。她可以大步跨出肯辛顿宫的大门,然而,接走她的仍然是埃及巨富多迪的奔驰轿车。

    ⑤热衷于戴安娜所代表的平民精神的英国人大概不太能想到马克思了。没听说英国的什么地方有马克思的塑像。马克思说了一些权贵们不爱听的话,有钱人当然不想为他树碑立传。令人感叹的是平民的沉默。穷困的马克思为无产者呐喊了一辈子,风雨无阻;然而,那么多人却慷慨地将鲜花和花圈掷给了象征性地参加过几次慈善活动的戴安娜。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⑥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电视或者报纸上名流表演的消息收买。还有人懂得马克思和《资本论》。英国的BBC主持了一项调查——谁是影响二十世纪的十位名人?广泛投票的结果,马克思竟然名列榜首。这个消息令许多人意外,也令许多人惊喜。这个消息令人恢复了一些信心:历史的天平仍然存在。

    ⑦前往拜谒马克思墓的时候才知道,马克思所葬的海格特公墓已经私有化,一个毕生倡导公有制的思想家还是无法让他的葬身之地脱离旧世界。收购海格特公墓的是一个老妇人,她规定进入公墓必须交纳一定费用。尤为苛刻的是,每带入一台照相机必须加付一英镑。

    ⑧马克思的墓原先夹杂在一大堆坟墓之间,平躺于地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和各国共产党合力重建了马克思墓。新的马克思墓位于公墓东北角的路边,墓碑是花岗岩砌就的一个高8英尺的方柱,方柱顶上安放着马克思的铜铸头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看着墓碑上镌刻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言,心中无限感慨。

    ⑨返回的时候,有人问起马克思的后代。据说伦敦还有一个,不知是第几代孙子或外孙,在开出租车。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他至今应该还是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吧。

(有删改)

现代文阅读Ⅱ

小精灵

[美]劳伦斯·威廉斯温

强尼·达金的手腕被警察紧紧抓住的时候,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自然、镇定而又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卡斯楚先生在那一对黑溜溜的眼睛里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你大概搞错了吧!卡尔,”卡斯楚微笑着对警察说,“这个男孩并没有拿我的锁。”

卡尔警官并没有相信他的话而放开手。“你正在造成大错,你知道吗?卡斯楚,”他大声地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了。如果你现在不提出告诫,他会对你变本加厉的。你应该比其他人更明白的。”

卡斯楚瘦削的脸上出现一丝宽容的微笑。“但是,我不想提出任何告诫,卡尔……”他诚恳地说。

“你看!”警官突然打断他的话,“你以为这么做是在给小孩子一个机会吗?你只是让他再回到法兰克·佛森那儿,让那个恶棍再教他更多犯罪的伎俩罢了!这儿的情况你比我了解,卡斯楚,小孩们把佛森奉为英雄,而他正把他们聚结成一群不良少年来供他驱使。如果是佛森本人,你就不会这么袒护他了吧?”

卡斯楚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了,他轻轻地说:“不,我绝不会袒护法兰克·佛森。”

“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与佛森毫无关系,对吗?我们说的是强尼·达金,你一定是误会了,因为是我让他去拿锁匙的,对吗?”

卡尔冷峻地盯着卡斯楚那张固执的脸孔,过了几秒钟后卡尔放开强尼·达金的手腕,转过他那肥胖的身子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他们两人——一个是六十岁的老人,一个是十四岁的小鬼,仿佛有了无言的默契,一直等到沉重的脚步声踏出门外,卡斯楚才长出了一口气,摊开手掌朝那个小鬼笑了笑。

“现在,”他用认真的语气说,“你可以把锁还给我了吧?!”

强尼·达金一语不发地松开手,把锁挂回架子上。

“这只锁头太普通了,”卡斯楚把它拿起来,继续说,“把你的鞋带借我用用。”

这种命令似的口吻使强尼·达金不得不弯下腰,解开那双又破又脏的鞋子的鞋带。

卡斯楚先生把鞋带拿在手里,检查了一下带有金属片的一端,把它夹在手指中间,像夹铅笔那样,然后很自信地将金属片插入钥匙孔。他那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的手指轻轻挑动了三四下,锁头“啪”地一声就开了。

强尼·达金看完了卡斯楚的表演后非常惊讶。“嘿,你怎么弄的?”他问。

“别忘了!我是一个锁匠。”

听了这句话,强尼·达金换了一副表情。“你不只会这些吧?”他马上接口说,“我记得法兰克·佛森提起过你。我原来以为他是骗我的。他说你以前曾是保险箱大盗,是吗?”

“兄弟们以前是这么称呼我的。”卡斯楚先生顺手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强尼,我们来谈个交易如何?我需要一个小帮手,只是替我看店,每小时七角五分钱的报酬,你想不想做?”

原先留在强尼·达金脸上好奇、惊异的表情这时变成不屑一顾的神色。他说,“这个机会给那些呆小子会更合适的!”

“你太聪明了,是吗?而且,如果你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卡斯楚先生接着说,“你的朋友佛森也一定能帮你。对吗?”

此时,强尼脸上显出骄矜、自恃的神色。“没错!”他说,“他很厉害的。”

卡斯楚露出轻蔑的笑容。“厉害?他也只会耍偷偷银行的小把戏而已。我说,不出一年,他准会坐大牢的。”

强尼仰着头说:“不可能!”

“好吧,”他的口气变得粗暴了,“我不再跟你谈论这些了,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

卡斯楚先生打开柜子,从里面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小本子——报纸剪贴簿,他把它摊开在小孩面前。把“保险箱大盗之王”指给小孩看。

现在,卡斯楚先生表情缓和了许多,脸上堆满了微笑。“强尼,我不会傻到把其中的奥秘告诉你的,连佛森都一无所知。曾经有专家用了二十五万美元请我传授,都被我拒绝了。”

“但在我的回忆录里都有详细的记录,”卡斯楚继续说,“我把那本活页笔记簿放在房间的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在里面写着我的各种开锁技巧……”

强尼·达金说:“你本来可以赚更多的钱。”

“是吗?”卡斯楚先生坦然一笑,“噢,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有二十三年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二十三年……你怎么会被捉呢?”

“从来就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总有一天会出错的。愈早犯错就愈容易回头。没有人是绝顶聪明的,强尼——你不是,你的好朋友佛森也不是。”

自恃、固执的神色又爬上了强尼·达金的脸。“那是你认为的,”他说,“你不知道世上还有许多聪明的人,对他们来说,被抓根本就是个玩笑。”

又隔了一天,下午的时候,卡斯楚先生正在看一本活页笔记簿。刚刚放学的强尼·达金经过他的店前,说:“我听说法兰克·佛森被抓走了。”卡斯楚先生神情自若地说:“被抓进市立监狱去了。现在,这个大傻瓜终于被捕了。他破门而入就是想要这本笔记簿。有一天,我会找时间告诉他,我这本笔记簿里面全是账单。”

强尼·达金没说一句话,他倾听着卡斯楚先生的述说。他敏锐的眼睛盯着卡斯楚先生的脸,在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眼神——一种崇拜、尊敬的眼神。“也许,聪明的人并不聪明,对吗?”他轻声地问。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君子”人格的极成,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己以敬”),而且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可为佐证。“仁”与“圣”的分际,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施政原则。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即“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外王效果,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将此心贯注在“制民之产”的经济制度、“薄赋养民”的福利措施、“由养而教”的政治原则之中。孟子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不可否认,“道德”在孟子思想中有着超乎“利”“力”的优先地位,但若因此认为孟子的政治领域即道德领域的延伸,却是曲解了孟子,因为他在肯定“道德”的同时,仍然坚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孟子并没有否认“先王之法”和圣人的“规矩准绳”,他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再“继之以不忍人之心”。

与孔子相较而言,孟子标举的“内圣”似乎更加容易达致。在其与齐宣王的对答中,宣王多次强调“寡人有疾”,表示由于自身缺陷难以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并没有对“好货”“好色”“好勇”之“疾”予以严斥,而是强调要“与民同之”。可见,孟子强调的是政治主体必须发动内在的“不忍人之心”这种驱策力,在具体的为政过程中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尽力谋求“外王”的实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忍人之心”并不等于内圣道德的完满体现,它是“内圣”与“外王”两个相互涵摄范畴的共同基点。

(摘编自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天人合一”无非是要求人如何做人,达到超凡入圣。儒佛都讲超凡入圣,道教到宋明以后也讲超凡入圣,儒、释、道都讲超凡入圣,所以圣人是中国人格境界最高的人。由于中国哲学认为圣人是最高人格,是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的人,从传统哲学看,这种人最适宜做王,因此就有内圣外王之道。近代的一些学者,很多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或中国学术的根本,梁启超读《庄子·天下》时就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最早出现在此篇,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学术的根本。

我想,中国哲学的长处与短处都表现在此。中国哲学的长处是非常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应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内圣之学能不能推出外王之道来呢?我想是不行的。如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定走向泛道德主义。儒家学说从某个角度来看,具有非常浓厚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因此,从中国哲学的过去可以看出一点来,把道德政治化,另一方面把政治道德化。把道德政治化,从中国历史看,往往美化了现实的政治;把政治道德化,使道德屈从于政治。

我想,内圣外王之道并不见得是中国学术的精华。内圣是很重要的,把中国传统哲学定在内圣上,非常恰当。由此推出外王之道,可能非常错误,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缺乏法治,它所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品德是否特别高、特别好。依靠这一点,我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包含不同的内容,它应该是两套,不可能是一套。

因此,我把儒学定位在内圣之学上,儒学对现代的意义是内圣之学。我们应把内圣和外王分开,圣王都是假想的,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圣王,只有王圣,就是统治者把自己认作圣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就在于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要使儒学发挥所有的功用呢?只要能发挥应有的功用就可以了。当然,对道家也该如此。现在的误解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民主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思想,那不是现代的民主。

(摘编自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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