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言意关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影响至深。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虚中见实。《列子·汤问》载：韩娥鬻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余音似乎更能撩动人的情思，引起人的回味。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琵琶曲暂停时的情景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是深得中国艺术妙趣的。古代的绘画要求在有限的形象之外寄托不尽的意趣，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启发观者自己去想象、补充，正如包世臣《安吴论书·述书上》引邓石如的话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奇趣乃出。”在戏曲舞台上，不设道具或仅设极少的一点道具，也主要是靠演员的动作暗示种种生活场景，给现众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都是以有尽寓无尽。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可能没有局限性，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在一首诗里，言总是有尽的，写得再长也有终结。但是这有尽的言所包涵的意味，它们所给予读者的启发却应当是无尽的。任何一首诗都有它的主题，可是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联系各自的生活经验，对它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中国古代的诗论特别重视诗歌语言的这种启发性，作诗最忌太直、太露，读诗最忌太滞、太凿。一览无余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拘守章句的读者也不是真正的鉴赏家。一个懂得艺术的鉴赏者，可以从吟诵的诗句中看到图画，也可以从画在纸上的图景中听到真意。李白听蜀僧弹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了刘少府画的山水障，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龚自珍《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只有十四个字，却能抽出读者不尽的思绪和想象。

    含蓄不等于隐晦，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余地。

    强调含蓄并不排斥痛快。直抒胸臆，淋漓痛快也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全看诗人的造诣如何。

    ①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②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③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④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梵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梵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梵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启蒙思潮与公私观念

刘志琴

    ①对个体生命关怀的学说在中国不绝如缕。即使在先秦时代，也星星点点地散见于诸子的篇章中。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宋明理学崇天理、灭人欲的高压下，“私”无藏身之处，然而发展到明后期，王艮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己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

    ②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观念，认为“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王艮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这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和“生”的观念，回归人的本性，是个体从群体剥离的前提，是冲破封建伦理坚冰而走向人文启蒙的先导。

    ③这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近代人文启蒙以崇尚个人价值和人格独立为内涵，这是封建文化对人的传统观念中难以含有的内容。“人文”这一概念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与西方的人文观大相径庭。在中国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首先要有“私”的回归，这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王艮在个体性和“人同此欲”方面突破了传统禁锢，触发了个人意识的觉醒。

    ④此后，“说私”“道私”的思潮接连而出，覃思不断。袁宏道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激励人们尽情享受个人的欢乐，独抒性灵，使人耳目一新。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们都对“私”的合理性作了重新估价，使人振聋发聩。冯梦龙进而提出“以情设情”，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吕尚掩面斩妲己，不忍心美人死在自己的刀下等，阐明圣人也有为情色而动心的私情。

    ⑤因此冯梦龙说“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宣称六经皆为情教，倡议创立情教。傅山提出的反奴俗、反自锢更是高人一筹。凡此种种“性灵说”“童心说”“情教说”在明末风动一时，都以论证私情、私欲的合理性而启人心智，启动了中国人文启蒙的新思潮。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才进入真正的启蒙时代。

材料一：

当前，订单农业正在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尚，在订单农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型试点就是认养农业。我国认养农业刚起步没几年，还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辽宁省盘锦市，率先开创了“认养农业+互联网”的耕种新模式，随后成立国有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辽宁省盘锦市“认养农业”的开展。

湖南思令农品科技有限公司是订单式认养农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过围绕杂交水稻进行认养式农业的探索，旗下司令农品平台在近期更是完成品牌和战略升级，围绕更容易市场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的畜牧业推广订单式农业，认养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司令农品合伙人崔哲解释说，运营司令农品平台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协议等契约为纽带，有机链接了农业产业链两端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而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互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机联系，不但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推动农户调整生产结构和分享农业产业链拓展和市场扩大成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订单式认养农业与互联网逐步进行深度融合，给农业生产销售提供方便，也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随着“订单式认养农业”在全国多地盛行，这一方式也为区域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地方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摘编自2020年11月02日 中国新闻网《司令农品订单式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可能达到2000万亩……

小龙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

稻渔共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史记》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古越人”就过着“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2005年，浙江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迅猛。2015年以来，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联合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关专家，对我国典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行了调研。

研究发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等稻渔共生模式不但可清除杂草、控制虫害、培肥土壤、改善水质，还可促进水稻生长。而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虾”多为非共生模式，对粮食安全、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摘编自《失控的小龙虾，逼近的稻田危机》，2020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

材料三：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实际人均可用耕地不到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而且，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耕地污染较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黑土区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是水稻、玉米、大豆的优势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黑土地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 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受翻耕、旋耕等传统耕作方式的高强度利用，再加之土壤裸露、生态系统退化等原因，导致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能退化，黑土地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东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黑土层变薄、黑土面积减少、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理化性状恶化。因此，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快修复农田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摘编自孙东方《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020年8月《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