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起源，就其两两相对的艺术哲理来说，源于我国古代《周易》所阐述的天地赋予万物的阴阳对立与阴阳互交这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就其两两相对的表现形式来说，则源于我国远古的民谣和古代诗文的对偶句，是由对偶句嬗变而来的。古代民谣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诗经》上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屈原作品中，对偶句更是不乏其例。以上各类对偶句，都含有对联对句的因素，但严格说来，都只能算作对联的影子，还不能说这就是对联的开端。

    对联的正式开端究竟始于何时？以往一般都遵从清代著名联家梁章钜在他的《楹联丛话》中所言：“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据蜀《梼杌》所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梁氏所言，即据于此。于是，我国对联界即普遍认为“联萌五代”。但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对联学者经多方考证，发现对联实萌于晋唐而兴于五代。因此，“联萌于五代”之说是不对的，至于说“联兴于五代”则符合事实。

    据《晋书》记载，张华曾建议初次见面的陆云、荀隐素互作通报，陆以“云间陆士龙”、荀以“日下荀鸣鹤”互报姓名。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古代的第一联。而我们能见到的保存至今的唐代规范联作则更多。如夏民安《联人心声》中有唐太宗在藏晋祠贞观宝翰门前题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莫高窟发现的“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等，还有日本人写的《史馆茗话》一书记载的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

    到了宋元阶段，对联进一步发展，不仅数目大量增加，而且类别除春联外，又有了题赠联、书院联、名胜联、喜庆联、哀挽联、谐音联、灯联等等。就其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言，不但坚持了从律诗借鉴来的艺术特点，而且有所突破，吸收词曲语言变化特点，以长短句创作对联，形式更加变化多姿。同时，出现了不少联作名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等。

    明初，由于洪武皇帝除夕传旨，无论公卿士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对联创作进入繁荣阶段。清朝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对联创作更是盛极一时。明清时代，由于对联融合了诗词曲赋的各种句式以及骈散并用与文白齐行，使得对联语体多样化，连同对联篇幅的增长，使其不仅可以写景、抒情，而且可以叙事、议论；不仅可以用来谐谑，而且可以讽刺。这一时期，不仅运用范围大为扩展，涌现出大批如解缙、纪昀般的联坛高手，甚至出现了理论研究与专论著作。

(选自戴本恒《对联艺术探微》，有删改)

    ①和其他文学品种相比，诗的语言最具特点。宋代王安石把诗歌语言称为“诗家语”是有其道理的。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②从生成过程来看，诗有三种：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传播就是从内心走进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无言的沉默。在这一点上，诗和禅相通。禅不立文字，诗是文学，得从心上走到纸上，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有人说：“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在心灵世界面前，在体验世界面前，一般语言捉襟见肘。因此，古人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诗人寻奇觅怪，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

    ③诗家语的特点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诗的内蕴要清洗，诗家语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职。诗是“空白”艺术。高明的诗人善于以“不说出”来传达“说不出”。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可以说，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

    ④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这是诗歌艺术的铁的法则。

    ⑤诗家语在生成过程里，诗人有三个基本选择。第一，是词的选择。诗表现的不是观，而是观感；不是情，而是情感。诗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所以诗倾吐的是心灵的波涛，而落墨点却往往是引起这一波涛的具体事象。第二，是组合的选择。在诗这里，词的搭配取得很大自由。这种组合根本不依靠推理逻辑，而是依靠抒情逻辑，尤其是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常常产生异常的诗的美学效应。同时，虚实的组合也会让诗有了很大的情感容量。第三，是句法的选择。优秀的诗在句法上都是很讲究的，许多名句和句法的选择分不开。从散文的眼光看，诗句好像不通，其实妙在不通。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轻轻的我走了”，词序是倒装的。（摘编自吕进《“诗家语”的审美》）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重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现代口述历史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历史当事人叙述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按照严格的规范整理成口述史料。根据历史当事人录音录像资料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要与录音录像、其他当事人及相关文献材料进行反复核实和考订，因而是可信的。

    口述史料对国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档案资料开放不充分的情况下，口述史料可以部分弥补国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问题。历史资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档案资料作为文献资料的中坚，不能充分开放利用，势必影响国史研究的进展。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当年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多已退休，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对所经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感受。对这些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原则，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关于新中国建设及生活中的故事，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其记忆中的鲜活史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目前部分开放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的、粗线条的记载。档案文献的有些记载是抽象或粗线条的，依据这些资料建构的历史往往是不丰满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档案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具体场景。历史当事人讲述其亲身经历的故事、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耳听闻的言语，还原了历史的场景，重现了历史的细节，恢复了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因而弥补了国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这正是口述历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与口述访谈基础上的微观讲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骨干，那么当事人的微观讲述就是历史的血肉，会使历史丰满起来。口述访谈的鲜活资料必须置于宏大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方能彰显其生动之意义。

    最后，口述史料对档案资料具有独特的验证、鉴别功能。国史研究者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过程，是熟悉、梳理和研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形式的国史资料进行勘比、消化、鉴别、筛选以及保证资料真实性的过程。通过口述史料与部分开放的档案资料进行比对，可以校正档案文献中某些失误的记载，甚至验证文献资料的真伪。

    同时，民间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使研究者的观点更能体现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念。采用口述方法纂修的国史著作，其观点和视野将更加客观公正，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