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我国古代戏剧的美学思想。内容上，戏剧是叙事文学，属再现艺术。但我国古代戏剧中却融入相当比例的表现因素，自我情意的表露、感情的抒发占了极大比重，我国古代戏剧逐渐成为了叙事与抒情并重的艺术。情理上，我国古代戏剧抒情性强，却又不是西方戏剧艺术那种不加节制的狂热宣泄，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理智制约下的情，既不越出常轨，也无变态心理。另外，悲剧与喜剧本是两极，我国古代戏剧却是二者的融合，在极悲的情境之前或之后总有滑稽科诨调节悲剧气氛。作为悲剧人物对立面的反派角色也往往带有喜剧色彩，悲剧的结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逃不脱“大团圆窠臼”。喜剧讽刺邪恶。但由于现实中邪恶势力强大，这种讽刺对于挣扎在邪恶之下的受害者而言，不过多是暂时止痛的制幻剂，仔细品味后更多的却是无奈的悲凉与心酸的笑。这些是悲剧的因素。

    形式上，戏剧融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炉，等于是西方戏剧中歌、舞、话三剧的综合。表演上，程式化的表演属表现派，但优秀演员无不要求纯熟程式之上的体验，要演出规定情景、人物特定的感情、个性，要求“演人肖一人”。

    虽然，我国古代戏剧是内容形式的和谐统一，但在内容形式统一的基础上，更重对形式美的追求。内形式方面，作者们对曲辞和音律美刻意追求，他们对每一字、每一曲、每一韵下极大的功夫，务求尽善尽美，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击节拍桌出痕”“推敲曲文如醉如痴”的逸事。

    外形式方面，程式化本身就是形式规律化的美，是为了突出形式的作用，使表演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戏剧与同是综合艺术的电影不同，电影要求各种艺术取消自身形式的特点融进电影艺术中，服从表现内容，成为高度综合的有机体。而戏剧中各种艺术形式虽然也都为内容服务，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形式特点。装饰性很强的服饰、背景图案都保留着绘画的因素；造型感极强的形体、身段动作保留着舞蹈、雕塑的因素；曲辞几乎都可以当诗词来欣赏。其他如武术、杂技、滑稽表演等也都有一定的纯观赏价值。有时为了形式美，在内容与形式冲突时，宁可牺牲生活真实而不破坏形式美：贫不能褴褛，尼不能秃头，哭、疯、怒等都不能破坏形象的美感。观众对形式美也有独特的审美趣味，他们可以百听不厌，甚至有专门听某一片段，看某一动作的偏好，可以为反派角色的演技喝彩。这些都出于单纯对形式的欣赏。

（摘自马立华《论中国古代戏剧美学思想的文化意蕴》，有删改）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魏晋时期，“手帖”是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最初并没有一定具备作为书法范本的功能。因为王羲之手帖书信里字体的漂亮，在他去世后三百年间，这些简短随意的手帖逐渐被保存珍藏，装裱成册页卷轴，转变成练习书写、欣赏书法的范本，“帖”的内涵才从“书信”扩大为习字的书法范本。

    特别是到了唐太宗时代，因为对王羲之书帖的爱好收藏，以中央皇室的力量，搜求南朝文人手帖，把原来散乱各自独立的手帖编辑在一起，刻石摹拓，广为流传，使王羲之和许多南朝手帖，因此成为广大民众学习书写的汉字美学典范，产生《十七帖》一类官方敕定的手帖总集版本，也促使“帖”这一个词汇有了确定书法楷模的意义。

    因为“手帖”意义的改变，原来南朝文人书信的特质消失了。唐代的名帖，像欧阳询的《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都已经不是书信性质的文体，连字体也更倾向端正谨严的楷书，魏晋文人行草书法手帖的烂漫洒脱自在都已不复再见。

    欧阳询的书法大家熟悉的多是他的碑拓本，像《九成宫》、《化度寺碑》，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习字的基础范本，也都是楷书。欧阳询名作，收藏在北京故宫的《张翰帖》、《卜商帖》和辽宁博物馆的《梦奠帖》，其中或有双勾填墨的摹本，但年代都非常早，不会晚过宋代，摹拓很精。《张翰帖》近年北京故宫展出过，卷尾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题跋

    王羲之字体的行草风格与他书写的内容有关，因为是写给朋友的段柬、便条，所以率性随意，“行”“草”说的是字体，其实也是说一种书信体的自由。《张翰帖》不是书信，是从《晋书·文苑传》的张翰传记中抄录的文字，是严肃性的史传，因此欧阳询的用笔端正严格到有些拘谨，《张翰帖》一开始介绍张翰“善属文，纵任不拘”，文学好，为人任性不受拘束。下面就是与顾荣的对话，结尾两行是最美的句子“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一向端正严肃的欧阳询，似乎写到这样的句子，也禁不住笔法飞动飘逸了起来。

    宋微宗曾经评论《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高宗也曾经评判过欧阳询的书法“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猛锐长驱”、“四面削成”、“险劲”、“刚劲”都可以从《张翰帖》的用笔看出。

（摘编自《听蒋勛讲最令他迷恋的历史》）

材料一：

据报道，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大学和迪金大学的研究发现，天花板过高的房间与考试成绩较差之间存在联系。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建筑设计会影响我们完成任务的能力。研究人员分析了2011年至2019 年期间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三个校区的 15400 名本科生的数据，并根据考场天花板的高度比较了他们的考试成绩。结果显示，学生在天花板较高的考场考试时，得分低于预期。

负责这项研究的伊莎贝拉·鲍尔说，目前还很难确定原因是房间本身的大小，还是学生密度和隔热性能差等因素(这会导致温度和空气质量出现波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脑和身体。鲍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些空间通常是为考试以外的目的而设计，如体育馆、展览、活动和表演现场。”她还说：“关键的一点是，天花板高的大房间似乎对学生不利，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大脑机制在起作用，以及这是否会对所有学生都有同样的影响。”

这一结果支持了鲍尔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做的实验，即测量置身于不同房间参与者的大脑活动情况，同时控制温度、照明和噪音等其他因素。她的团队利用一种叫做脑电图的技术，将电极连接到头皮上测量脑细胞的交流情况。她的团队改变了房间的大小，并记录了大脑的反应。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心率、呼吸和出汗情况，以确定人们是否能无意识地察觉到环境变化。在这些虚拟现实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只要人们坐在较大的房间里，大脑就会产生与集中精力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相关的活动。这让他们质疑，在大空间中完成任务的表现是否会降低。鲍尔说：“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很好奇能否将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数据集中，看看在体育馆这样的大空间中，在必须集中精力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时，是否会导致表现变差。”

(摘编自邬眉《建筑设计影响考试成绩?》)

材料二：

对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来说，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固然重要，但是学校建筑的设计和教室内布置方面同样也能影响学习成绩。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学校建筑的设计对孩子的成绩影响竟然高达25%！研究人员针对7 所小学里的不同班级的 751 名学生所使用的34间教室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最终他们发现，无论是校舍的建筑样式还是内部装饰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校建筑的整体布局是首先需要认真考虑的，选址要开阔、建筑面积要足够孩子们日常学习和玩耍，而整体布局之下的细节设计尤为重要。每一所学校的建筑物都拥有许多间教室以及各种活动室和实验室，这些房间需要设计各种风格的走廊来连接，很多学校在设计走廊的时候，往往只考虑追求美感，把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结果有些学校的走廊像迷宫一样复杂。但是研究发现，如果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学生就会在换教室或实验室时花费太多时间，以至于开始上课之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平复心态，这样一来就难以集中注意力，影响了下一节课或实验的质量。而设计简洁便利的走廊不仅能让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教室或者实验室，而且还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之前人们认为窗户外的景色会引诱学生们上课开小差，故而很多学校的设计者都刻意回避了教室窗外的景观设计。其实不然，从室内能看到窗外错落有致的景观能给学生们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学生在听课间隙看一眼窗外的美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享受，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具有好处。

过去人们总是把“安静”当成营造学习氛围的重要因素，但其实轻微的背景噪音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必要的。假设教室环境过于安静封闭，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到，翻书声、写字声甚至是稍微粗重一点的呼吸声都能被放大，这样的环境不但不能使人心情宁静，反而会因哪怕一点声音的出现就能扰乱人们的心神，对孩子来说，这种负面影响比成人更甚。因此，教室窗外传来一点自然界的声音是必要的，就像歌里唱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确实能起到放松心情的效果。

教室内部的设计也需要细加考虑，仅仅保证有充足的光线、新鲜的空气以及一年四季都对健康有利的温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细心设计。比如，教室布置的色彩和桌椅样式的选择就有很多考究，都对学生们的成绩影响深远。在色彩选择上，一些小学的教室喜欢布置得五彩缤纷，但纷乱复杂的颜色布置和浓烈的颜色选择都会让人有一种杂乱和拥挤的感觉，并不适宜进行学习。而且，在地板、墙面和桌椅的颜色选择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也有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正处在开发情商的阶段，需要培养他们活泼外向的性格，同时也因为他们刚刚进入学校环境，比年龄大的学生有更多的不适应性，因此低年级教室要以暖色调为主，暖色不仅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还能让人放松心态并且产生空间被拓展的视觉效果。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开始了学习进程，为了能让他们更加集中精神学习，教室内最好是选用偏冷色调，以蓝色为例，它能让人沉静、冥想。

桌椅的样式和室内装饰也不可忽视，对于学生而言，从家庭到学校的环境转变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为了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也能找到家的感觉，教室里需要营造温馨的气氛，过于程式化的桌椅和室内装饰都会给人造成疏离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通常都保持着紧张的状态，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谨小慎微，言语行动战战兢兢，这对学生和老师而言真是一个灾难。

(摘编自郑元君《学校建筑风格也能影响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