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棠树

史铁生

     ①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

    ②老海棠树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A）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

    ③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了直腰，又凝神糊她的纸袋。

    ④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

    ⑤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那时我大些了，在外工作，从陕北回来看她，奶奶已经腰弯背驼。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你刚回来，去歇息着吧。”

    ⑥冬天，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那一回，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不知道。再说，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①“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B）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无对我的责备。

    ⑦……

    ⑧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飘然而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望着我，或不时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摘编自《老海棠树》，中国盲文出版社）

母亲的《心经》

林怀民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籍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了声抱歉，就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林，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了出来，母亲不自知。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歉意，说给大家添加麻烦了。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康复，用3周的时间恢复了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而，肿瘤无法控制，母亲的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着挫败感，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满了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念出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她的生命还剩4到6个月，母亲却撑了22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地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后，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眼角偶尔闪现的泪珠，泄露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读着读着，便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

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能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从被褥里伸出来，在空中颤抖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必定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回家，总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而，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了。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框裱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在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