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或主要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摘编自陈瑞《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 。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与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 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 法”，就是情理法 。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漓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 义”等来评判一 个人言行非法与否、罪恶轻重 。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 当作了政治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命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民法典的起草进程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