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 。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与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 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 法”，就是情理法 。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漓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 义”等来评判一 个人言行非法与否、罪恶轻重 。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 当作了政治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命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民法典的起草进程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或曰中华主流文化。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 的结果。2500 多年前，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 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 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非常注重实 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 因革损益 ”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

——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

材料二 诸子百家的存在与争鸣，是中华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 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战国诸子中找到原型或雏型。直到今天，社会科学中的 许多问题， 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思想源头。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