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 。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与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 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 法”，就是情理法 。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漓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 义”等来评判一 个人言行非法与否、罪恶轻重 。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 当作了政治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命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民法典的起草进程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汉初推行无为而治。在县以下设乡里什伍等组织，“以相检察，以告监官”。随着经济恢复，人口和郡县逐步增加，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和成效考验。董仲舒发展了儒学，适时提出“国者，德也”，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德”是“阳”，“刑”是“阴”，应德主刑辅，相辅相成。汉武帝采纳礼治理念并渗透到律法，儒家在汉代被确定为治国思想，并传承至后代。在基层治理中，礼治发挥了其巨大的渗透作用……通过道德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自治”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在县以下逐渐淡化，出现“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

材料二 唐太宗主张礼法并用，提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一面修“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其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助威”。唐律继承和发展了礼法一体思想，突出礼的核心地位。唐律将三纲五常作为立法依据，在一些主要罪名的判决中，都以礼义作为重要参考，如“十恶”中的不睦罪。在量刑方面，礼义也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凡违背礼义规定的，都要严惩。如“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典法律影响极大，甚至对亚洲多国封建法典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摘编自张西恒《浅析〈唐律疏议〉“礼法结合”完成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请回答：

材料一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个名叫谢士先的人告发申坦是刘义宣(谋反败亡者)的同谋。当时申坦已死，他的儿子申令孙为山阳郡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便到廷尉投案请罪。廷尉卿蔡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朝廷宽赦)，犹应蒙宥(宽恕)。令孙天属(父子天性相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同时指出谢士先“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又有告状的百姓二十二人，案情还未了结，还得参与廷尉审讯，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该暂时拘押在尚方(监狱)之中。蔡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

—摘编于李延寿《南史·列传·卷二十九》

材料二  公民们：……在一个共和国当中，退位的国王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派上用场：要么是危害政权的安定或是威胁自由，要么就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结果。……我必须声明：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至于路易十六本人，我建议国民公会立刻宣布他是法兰西全体国民的叛徒。我建议为牺牲的自由革命烈士们竖立纪念碑，让人民始终铭记权利意识和曾经屈服于暴君的恐惧，同时也让所有的暴君永远知晓并害怕人民及其正义。

—摘自罗伯斯庇尔(1792年 12 月3 日)《就对国王的审判问题而作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