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出现了家谱学著作，例如《潜夫论·志氏姓》《帝王年谱》等，还有碑刻家谱《孙叔敖碑》，记载了该家族数百年的历史，碑文已经具备家谱的性质。汉代的家谱作用是“明系世、辨昭穆”，记载内容有家族世系、生卒、字号、官位、葬地等。东汉及魏晋以后，族谱便以纸质方式大量留存下来。而唐朝时期，修家谱、重门第的风气达到顶峰，唐太宗为了让自己所在的关陇士族皇族一脉作为第一族，下令重修族谱。武则天也下令重修族谱，加入自己所在的庶族一脉。

——摘编自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

材料二

《水澄刘氏家谱》及其系列宗族、乡约、保甲文献，是宋明时代宗族重建运动的重要代表。其内容有：“初，刘氏家庙所行，皆世俗之礼。先生一一正之，置祀田，辑宗谱，立乡约。乃立宗长一人，总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齿（老人），宗干一人司钱谷，宗纠一人司赏罚。举宗之事，皆质成于宗长。宗长未听，而投牒于官者，罪之。月朔，宗长率宗人而谒庙，有善恶皆书之。置义田百亩，定卸（通“恤”）例：一卸贤，二卸鳏，三卸孤，四卸嫠，五卸丧，六助婚。罪人与醮妇不卸。”

——摘编自刘宗周《水澄刘氏家谱》

材料三

明清时期，家谱进入完善期，家谱功能逐渐转化为教育、伦理功能，宣扬和实践“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思想。明清讲究“孝治天下”，家谱也是注重“尊祖”“敬宗”等德化功能。孙中山先生指出：“族谱记录着中华民族由宗族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和“重视精神谱系”的建设，要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探月精神、深潜精神，为新时代精神文化提供丰富的滋养。

——摘编自沙其敏《中国族谱与地方志研究》、[日]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等

材料一 从西汉起儒家的法律思想被奉为正统。不过儒家虽然主张礼法并用，但在他们眼中，礼与法不是半斤八两，中国封建法制的实际情况是“礼治”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刑罚必须以礼德为依据，以伦理为统率，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患于未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最初，刑起于兵，后来有了法，但主要还是刑法，人们一谈起法就很自然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平民百姓都谈法变色，视诉讼为畏途。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政事的兴废、法制存亡，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法家虽然反对“人治”，可是，他们又主张“法自君出”，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人治”的窠臼。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法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

——摘编自刘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在经济发展、氏族纽带被冲破的前提下，由于外来平民与本国贵族的激烈斗争，迫使贵族不断让步，被迫妥协而产生的。罗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他们很早就把法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法律思想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世俗君权的膨胀，思想家们在驳斥教权专横的同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抨击，批判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专制、人治上。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自此，世俗社会的制定法不仅要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还要体现和服从上帝的神法。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法典中大量的关于刑事内容的规定被民法化了，西方的公法也具有强烈的私法化的倾向。

——摘编自于力军《中西法文化差异与中国法文化现代化》

材料一 夏商周的法律制度包括”礼”和”刑”。三代强调礼治，西周时期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用礼制来区分贵贱，明确等级，维护统治秩序。同时，以惩处为中心的刑罚制度已经形成。

但这一时期的礼和刑尚未融合为一个体系，礼主要用于调整贵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刑主用于控制社会下居劳动人民。汉初，废弃了秦代法律严酷繁杂的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约法省刑。汉武帝重用张和赵禹的“条定律令”，律法日繁。汉律特别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其指导思想为礼法并用，以礼入法，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奠定了”礼刑一体”的法制体系。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体系。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杖，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摄司法权。法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指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正公平，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

——编自何成刚等主编《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