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纲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现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后来）他就学佛。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相关链接：①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一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②李叔同在浙江一师授课期间，培养除了丰子恺、刘质平、吴孟非、潘天寿等一批富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建筑史家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完会，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它的创始人是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朱启钤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朱启钤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朱启钤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朱启钤到了退休年龄，朱启钤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启钤在江苏省南京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书的作者李诫是宋代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梁启超把《营造法式》寄给梁思成，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中国建筑学的任何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粱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1931年思成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了一眼就能辨识他们学过的代表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用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3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文章一开始他就写到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着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因为有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会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来解开关于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思成也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查找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称，而且还得知道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就在这里，在故宫房子里，开始向就近检查和准确测量所要求的攀登。

（摘编自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相关链接】①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8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梁思成简介②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梁思成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李北方

    ①有些科学的支持者不甘于坚守科学的边界，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认识，这种倾向被称作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轻慢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某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变本加厉地延续下来，他们挥舞带有科学标签的大棒，一切与现代科学不相兼容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如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打压，被冠以“不科学”或“伪科学”之名。学者江晓原认为，称这些人为科学主义者是不准确的，把他们叫作“科学麦卡锡主义者”可能更恰当。

    ②科学是靠其研究方法而获得认证的，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医，便可知中医理解人体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并不是科学方法。经典中医的学习靠的不是在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实验，而主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和领悟；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不可实证的，如解剖学并不能证明经络和穴位的存在，但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的针灸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中西方广受欢迎；中医处置更多基于对特定病人病情的整体把握，治疗方式故而是难以复制的。中医的精妙正是体现在对看似相同的病症的不同处置方法上，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共使用98个不同的处方。

    ③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当中医面临这样的挑衅时，且让我们回到现代科学的定义，必须说，中医不是科学，它是非科学，而不是“不科学的”，更不是什么“伪科学”。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的一种认知体系，在它的面前，科学应该止步。

    ④可惜的是，慑于科学理念的霸权地位，如今的中医支持者在面对“科学麦卡锡主义者”的大棒时缺乏自信，往往陷入了被迫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科学霸权地位。很多中医支持者没有认识到，捍卫中医最好的方式不是将中医和科学扯上关系，而是在中医和科学之间划清界限。

    ⑤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学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赋予人生意义。在科学不能解释的领域面前，它应该停住脚步，而不是企图攻城掠寨。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必然反对将科学意识形态化，摒弃作为利器使用的“伪科学”的说法，用更加中立的“非科学”视角看待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价值。

（选自2016年第1期《国学》，有删改）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节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我不告诉你

刘建超

朋友许大明喜欢旅行，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独自一人在山水间游荡。大明回到老街休整，几个凉菜，一瓶杜康，就会勾起他肚子里道不完的故事。

这次是真的遇险，差点见不到哥们儿了。许大明醇酒微醺，红扑扑的脸膛绽着笑容。

原本就是找个原始森林走一走，到天然氧吧排泄排泄在城里塞满的雾霾杂乱。许大明说他行走在重重叠叠的山脉和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感慨不已。千山万壑中有清澈见底的河流，每条河都很清纯，在绿树掩映下懒懒地流动，悠然、轻盈，真的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就在这茂密的森林里随意游荡，直到遇见了一位老者。老者白须过胸，鹤发童颜，手持一根藤杖，藤杖上系着一条鲜红的布巾，我以为遇到了老神仙。

老者警惕地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爱好旅游，是一名绿色环保主义者。

老者的眼中流露出热情，他说，就在这片原始森林中央有个海子，从没人进去打扰过，纯粹原始，看过之后，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湖泊。老者看出了我的心思，用藤杖指着旁边的森林说，你就沿着这个方向进去，个把小时的路程。记住了，这个湖泊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然，我的藤杖会去找你算账的。

相遇是缘分，谢过老者，我开始往森林里面走。老者的声音清晰地从林间飘来，记着，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判断，不要怀疑自己选择的方向。

一个人在原始森林中行走是危险的，好在我多年的野外旅游积累了些许经验。我找了一根枯树枝，不停地敲打树木，这种敲打的声音可以惊跑附近的野兽，惊跑潜藏在地下的腐殖中和趴在树上的毒蛇。走几十米，我就折一根树枝放下，朝着一个方向。这样，一旦迷路，我就可以顺着树枝指引的方向走出来。

几个时辰过去了，我看到了那个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湖泊。湖泊水平如镜，静如处子，羞涩含蓄，如宝石静卧，碧玉镶嵌。湖面四周，树木茂密，葱郁苍茫，映衬得湖水温柔可爱。夏日正午，在万道阳光的照耀下，湖泊波浪不兴，蔚蓝无比。待一阵风吹过，湖面像撒上了一层细碎的银子，水色潋滟。谁知道这个湖泊已经寂然独处了几千万年了。湖水中有黛色的鱼游动，体型不大，几十条、上百条聚一起游，像条黑色的带子在蔚蓝的水面上悠然飘过。这个湖泊无出口又无入口，水却洁净无比；周边是茂密的森林，湖面却整洁得不见一片落叶，从没有见过这么清纯的湖泊，你说神不神？我就这样沿着湖边走着看着，干脆躺在湖边，看着天上飘浮不定的白云，听着婉转啁啾的鸟鸣，恍然觉得这里就是人间天堂啊。

不知不觉迷糊了一觉，当我醒来时居然忘记了来时的方向。

许大明说他沿着湖泊跑来跑去地寻找自己放下的最后一根树枝。哪里有什么树枝？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树木，往哪个方向看，都一个样子。他慌了，一身大汗。

一大团野蜂朝大明扑来。森林里有几种野蜂，嗅到人身上的汗味就会扑上来蜇人，这种蜂能把人活活蜇死。大明说，遇到这种野蜂，千万不要扑打，越扑打，蜂越多。大明就地坐下，用衣服包住头，如果眼睛被野蜂蜇伤伤了真走不出去了。深呼吸让自己静下来，心静了身上就不会再出汗。没了汗味，野蜂就会飞走。

许大明根据太阳的位置，走进来的时间，判断出自己的方位，调整情绪，开始往外走。

往外走路更难了，磕磕绊绊。算起来，六七个小时没吃东西了，饥肠辘辘。森林里密不透风，衣服被树枝挂得褴褛不堪，一条一条黏在身上，又闷又热。手臂、面庞也被刮破了，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痛。已经走了三个小时，还是不见路。

大明开始怀疑自己判断的方向。大明说，我忽然就想到了老者临行前对我说的话：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判断，不要怀疑自己选择的方向。

在森林里迷路，这种怀疑最危险。大方向一定是正确的，进去时体力好，走得快，现在走得慢，用了几倍的时间很正常。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走，断然不能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啊走。

体力耗尽了，天色渐暗，如果天黑前走不到路上，必死无疑。许大明两腿发软，眼冒金星，觉得自己随时会倒下去。

大明说，就在我要倒下去的最后一刻，你猜我看到了什么？藤杖，那根缠着红布巾的藤杖！藤杖静静地立着，红杖巾微微飘动，如一团火焰为我指引着出林的方向。得救了。我对着藤杖拜了三拜。

大明说他走出森林后在一农家睡了三天三夜。看一眼美如玉珠的湖泊，死了也心甘情愿啊。

我也被大明说的湖泊吸引了，说大明，能不能带着我再去一趟那个美丽的湖泊。

许大明坚决地摆摆手，不行，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老者。你知道吗，每当我回忆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背后有一根藤杖在盯着我。仙境一样的湖泊难道就这样隐藏着，不辜负它千万年的岁月吗？许大明说，等等吧，等咱们有了孙子，让他们也能看到没有被开发没有被污染，没有被惊扰的原始湖泊。

一言为定！我俩紧紧握手。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20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