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相关链接：

    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

文本一：

我想我的马^①

鲍尔吉·原野

大群牛羊拥挤在公路上，汽车鸣笛也不躲开。牛羊满山遍野，边走边找草吃。今年旱，六月中旬了，草还没盖住地面，白音温都的牧民正赶着自家的牛羊转场去塔林花草原夏营地。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下意识地想告诉老父亲。接着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已经去世了。在镇政府，我看见一个两岁的女孩在大厅纳凉，她庄重地伸出手，跟往来办事的牧民握手，好可爱。我想说给我父亲听。他一定是盘腿坐在床上，身体摇晃，露出微笑，仿佛见到了小女孩。但是，父亲去世了。心又咯噔一下。

父亲去世四年了，我尽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件和物件。这几年，我没去草原，去了会想起父亲，仿佛他就在那里。草原上，干牛粪发出草药的气味，排队飞行的大雁，翅膀反射着阳光。被晒得灰白的木轮车边上，牵牛花（蒙古语叫媳妇花）开放了，傍晚它们会收拢花瓣，像一支支雨伞。我想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父亲，却无处说，我感觉自己孤孤单单。

父亲性格刚直，说人论世，言语激昂。进入80岁，他变得柔软安静。到90岁，他几乎不说话，趴窗台看绿地上的花朵和天上的白云。父亲度过91岁生日后，开始说他的战马。马的名字叫沙日拉，意思是带点黑灰斑点的白马。

父亲说，辽沈战役打沈阳的时候，国民党的黑飞机飞得像树梢那么高，机枪连串扫射。骑兵目标大，没地方躲，好多战友牺牲了。战马低头嗅主人身上的血，不离开主人。他说：“战争啊，比电影看到的残酷。”炮弹爆炸，四处是残破的血肉。按理说动物应该在炮火中逃散，但是马不离开自己的主人。我父亲说：“沙日拉是一匹多好的白马！”

我怕父亲情绪激动，扶他到床上躺下，说：“你别想过去的事了，享受幸福的晚年吧。”

父亲说：“沙日拉爱用鼻子嗅我身上的味，我也喜欢马的汗味。我想我的马。”

2019年7月，父亲的身体开始虚弱。10月1日上午，电视直播新中国成立70年庆典。我们早早把父亲扶到沙发上，他坐不住，身体两边放了两床棉被。十点整，电视播放1949年开国大典纪录片。70年前的这天，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他是内蒙古骑兵白马团的战士。我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完电视画面，说：“我没找到我的马。”

那天晚上，我们看完电视准备休息，父亲从卧室走到客厅，站着，像要宣布一件事。他说：“我的马……”“马”字没说出来，眼泪已在他脸上流淌，灰衬衣像雨衣一样挂在身上，空空荡荡。我上前扶他，感觉他在颤抖。他说：“我的马在哪儿？”

母亲说：“快睡觉吧，你说你的马在抗美援朝时被送到朝鲜去了。”

父亲躺在床上说：“我想我的马，我感觉孤孤单单。”最近听了章琴瑞日布唱的一首歌：“说起唯一的故乡，眼泪落下来，自己都没察觉。说起唯一的马，眼泪落下来，自己竟不知道。”好像在唱我父亲。父亲以前说起马兴高采烈，夸马的眼睛、马的鬃毛。现在提起马，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也不擦，浑然无觉。

我父亲活了91岁，经历九死一生。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忘记了世间所有的荣辱，却忘不了那匹战马。父亲说：“我的马也会想我。”

一个月后，2019年11月8日，父亲溘然辞世。如果有天堂，他会在那里见到他的马。在天堂的绿草地上，他和白马一同徜徉。

（有改动）

【注】①本文为绘本《父亲的战马》后记。

文本二：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首部以马为题材的文学绘本《父亲的战马》，是一曲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

生长于内蒙古广袤草原的鲍尔吉·原野对家乡，以及家乡的马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战马》正是取材于原野先生父亲那顺德力格尔与心爱的白马沙日拉之间真实的情感经历。那顺德力格尔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18岁离开家乡科尔沁左翼后旗，加入解放军，作为内蒙古骑兵二师白马团的成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大小战役，战马沙日拉曾救过他的性命。在将战马送往朝鲜战场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胜利的荣耀属于蒙古族战士，同样的军功章也属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战马。

作家、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谈到鲍尔吉·原野的草原儿童文学创作时说，原野的创作是一种富有独特地方感的边地与特色文化的写作，草原的独特生命体验深入到他的精神与骨髓里。在撤退的过程中，父亲爬山时从马上摔下来，腿摔伤站不起来，“白马围着他打转”；在与土匪的战斗中，巴图、却吉、杜楞扎那、东山四名蒙古族战士牺牲，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马找不到主人，“慌慌张张地在队伍里钻来钻去，见到人就闻腿闻胳膊，鬃毛如乱发撒在脖子上”。人与马之间生死相依。

当父亲将战马送上抗美援朝战场时，当每一名蒙古族骑兵将自己心爱的马送上驶向朝鲜前线的列车时，他们胸中激荡着保家卫国的战鼓，同时也激荡着古老草原上马的赞歌。

（摘编自《穿越硝烟的草原英雄战歌——读鲍尔吉·原野〈父亲的战马〉有感》）

玛雅人面具

徐则臣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都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千真万确。现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叫声都在，人不见了。

人叫胡安。他是个做面具的，纯手工。那天，出版商朋友陪我从高大丰肥的热带树木的阴凉里走出来，一群叫卖声热浪一般扑面而来。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一定要带一个回去。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就起贪心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据说我爷爷他爸也是。总之，我出身木匠世家。我爷爷，家具之外最拿手的就是脸谱面具。那时戏班子化妆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到我爸，不做面具，艺术抱负放在了木雕上，但我家里堂屋东山墙上挂着大几十个面具，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五湖四海搜罗来的。 

景区外卖面具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大同小异。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为之一亮。除了太阳神、蛇神等常见的玛雅人图腾，他把日常生活雕到了面具上：有人在渔猎，有人在吃穿。

他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起。刀起木落。几个动作过后，开始给面具开眼。如果把之前的走刀比作大写意，那现在就是工笔。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两个框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

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如果不是在墨西哥，如果这不是一个做面具的玛雅手艺人，我就要用汉语问他老家哪里了。天地良心，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都长，身体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略有耳闻，零零散散也看过一点资料。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当然，也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玛雅人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这事儿不归我管，咱们说的是胡安。

“这个雕有金字塔，跟他们的都不一样，”胡安说，“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中国了。“有一处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哪儿？”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朋友对我说：“值得去。”

他们俩用西班牙语已经顺便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车带我去。走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细瘦，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我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伫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路上我问胡安，为什么这座金字塔在奇琴伊察也鲜有人知？

“是人就有盲点。”胡安说，“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

回国的日期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的金字塔遗址之行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是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语音电话打过来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

“就是没人。”

我把语音电话挂着，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前前后后又拖着看了三遍，他的声音在，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爸在电话里问：

“他说的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断了语音通话。

如果不是我妈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苟言笑，脸板得更硬了，经年的土地板结了一样。他把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

“手法像。”我爸说。

“什么手法像？”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蒙。我竟然听了四十年的假消息。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天赋极高。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差，但面具之眼不及。那时二叔代我爷爷给县剧团做面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依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关上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揪翻在一堆木屑刨花上。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你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有。从此就消失了。”

消失既久，形同消亡。

二叔唯一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面具——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颜回的这出“侍读”孔子的地方戏，主要是演来供批判之用。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眼神只能斜视了。我爸让我把玛雅人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众多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面具，背着身问我：

“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邮件，他去了奇琴伊察。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他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砂石路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块大石头，但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兄弟，我尽力了。”

鉴于我们长期愉快的合作，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