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献给棋道

吴清源

    百岁吴清源羽化归仙，棋界永恒的传奇翩然离去。

    1914年出生于中国的吴清源，是千载围棋史中不可逾越的存在。从棋手成绩讲，他1939年至1956年十七年间在最残酷的升降十番棋中打败当世riben所有高手，君临棋坛，被公认为“昭和棋圣”；从围棋贡献上说，吴清源打破传统边角束缚，强调效率与速度的“新布局”，开创了绵延至今的现代围棋，并在晚年提倡“21世纪围棋”，一生走在创新前沿；从棋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吴清源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融入博大精深的棋道，实现围棋的国际融合，提升了棋手的内外之境，并毕生践行不辍。

    吴清源先生开辟了围棋技术的新天地，打造了围棋发展的一段新历程，他本人更在20世纪变乱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吴清源热爱围棋，终生不渝，可谓献身于棋道。他在围棋之外获得的声名为古今所有棋手所难及，但他无有他念，俗世纷扰了无挂碍，围棋是他长寿的唯一秘钥，也是他赖以栖身的唯一桃源。

    吴清源先生的足迹走过百年，那拈起了世间无数颗棋子的手，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对过弈，在末代皇帝溥仪面前下过棋，战后数任喜欢围棋的riben首相与之有过棋缘，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也多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交流。而吴清源心中仅以棋为念，用这智慧之手在棋盘上挥洒创造，不顾军阀颜面杀光其所有棋，于全riben社会的舆论重压下，面对旧时代权威的代表本因坊秀哉，依然敢于下出“三三•星•天元”的颠覆性开局。吴先生是为了围棋而生的围棋天才，其一生无愧于百年来孜孜以求的那一方棋枰。

    吴清源先生发扬棋道，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林海峰、芮乃伟被他收为弟子，均活跃于棋坛一线几十年。赵治勋说：“正因为吴老师的鼓励，才有了今天的我。”武宫正树说：“对于几乎所有的棋手来说，吴先生犹如苍天在上。”1984年宣布引退的吴清源仍然是棋盘前的那座伟岸之神，关注中国棋界发展，呼吁围棋国际化，担任世界大赛应氏杯总裁判长，亲临现场研棋直至九十五岁。2014年2月，即将年满百岁的他还亲自出席riben棋圣战决赛现场，并预言中最后的胜负结果。

    在吴清源之前，围棋界从没有任何一位棋手能够达到他的高度。无论围棋成就，还是生命长度。吴先生亲眼见证了百年时代的变迁，亲手推动了百年围棋的革新昌盛。2014年，中日棋界为吴先生举办的百岁寿诞庆贺仪式盛大隆重，能够拥有此等荣誉的围棋棋士，天下仅吴清源一人而已。

    2012年12月27日，与吴清源携手走过七十年生命旅程的和子夫人病逝，享年九十岁。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因过度衰老而平静离世，终年一百岁。人间痛失传奇，但吴先生那为围棋而跳动的精魂却永不会从这世上消失。

    他曾说：“一百岁后我也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追求围棋之道，吴先生早已看透生死。他的离世只是一位期颐寿者的尘世句点，世界上永不消失的围棋落子之声，将是对吴清源的最好追念。

（摘自杨烁《吴清源：超脱生死 毕生献给棋道》）

【相关链接】①吴清源（1914﹣2014），出生于福建省神州市的名门望族，后举家迁入北京，很早即在围棋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14岁东渡riben，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他一生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提出新布局思想，以及以大雪山内拐为代表的吴清源定式。1961年，他不幸遭遇车祸，渐渐淡出比赛。晚年提携后进，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他以毕生之体悟，融汇古老的中华文化，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摘自百度）②“碰到苦恼的事情、感受到周围压力的时候，吴老师会背诵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吴老师喜欢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这句话出自《中庸》，讲述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江涛久回忆吴清源）③“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riben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的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摘自沈君山《天才的棋谱》一文）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的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国家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曾雪梅

任晓雯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台上，仰面数飞机。①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地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阵阵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①，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读至十三岁，校舍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个滚地龙。曾雪梅叉断续上了四年夜校后辍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的福助洋行做工。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圆颐润。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一次，千代子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时，浑身觳觫．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街沿上，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机修工钟阿宝问：“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睃一眼围观的同事，道：“我才不上你的老当。”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若不是鬼子杀人放火，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嘁，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径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了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铿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②曾雪梅扑过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滑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吧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

    一年后，曾雪梅结婚。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那位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去提篮桥探监。

    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看空阅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她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的送去了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她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在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号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

（选自2017年3月第5期《读者·文苑·浮生》，有删节）

【注】①小囡：方言，小孩儿。

不速之客

梁晓声

    几天前，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1985年在新疆认识的一位青年石油工人。吃过饭，他吞吞吐吐地请求：梁老师，我想住在你家，只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住下，在北京玩几天吧！

    他笑着摇头：那可不行。只有半个月假。在沧州住三五天，还想回家见我母亲呢。

    我奇怪地问：那么你到沧州去，并不是……

    他又摇了摇头：您忘了我家在大庆？到沧州农村去，是探望我奶奶。我父亲在天津站上车找我。我们一起去沧州。

    我不但奇怪，而且糊涂了。在我记忆中，他奶奶早已去世了。

    他见我困惑，于是娓娓道来：梁老师，您是知道的，我们石油人中，有不少父子兵。别人以为，父子可以天天在一起似的。其实不尽然。有时调令一下，一走就是几千里，一别就是七八年！

    他问我：您还记得我们队上的小侯么？我说：记得，那个下了班就抱着吉它弹起来没完，外号叫观赏猴的小伙子，对不对？他说：对。就是他。人们都说我俩长得像双胞胎。但去年他死了。我不禁一怔，不知道小侯为什么死，更不知和到沧州去探望奶奶之间有什么联系。

    他吸了两口烟，说：小侯是在大风暴中，为了保护十几万美金进口的器材而死的，他用外衣保护好器材，自己却被沙暴埋住了。人们从一米多深的沙丘下把他扒出来，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信，是他父亲写给他的。他父亲是胜利油田的一位老工人，父子俩九年没见面了。父亲在信上说，因公要路过兰州，希望可以在兰州站见上一面。火车在兰州停车二十分钟，可以叙叙父子情。队友们传看了那封信，都哭了。大家都觉得，还是暂不告诉他父亲真相好。自然而然的，大家将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也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于是我就去找队里的领导，请求批准我冒充小侯一次。领导当即就批准了，还方方面面地嘱咐了我一通，怕我和小侯的父亲见面之后露出破绽，把小侯遗物中的他父亲的一张照片交给我。

    在车站，他望着我，我望着他。过了好一阵儿，他问我：儿子，是你么？我说：爸，是我啊！

    我和那人就拥抱在一起。我忍不住哭了，仿佛我们真的九年没见过面了。他也落泪了。

    我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蹲下，互相望着，都不停地吸着烟。聊了一会儿之后，父亲似乎起了疑心，从兜里摸出我的照片，也就是小侯的照片，低头看看照片又看看我，犹豫好一阵儿，终于单刀直入的问：小伙子，别演戏了。说吧，你为什么冒充我儿子？

    我无奈，只有老实交待。听完我的话，他将一只手拍在我肩上，说：儿子，不，对不起，我现在已经不该叫你儿子了。既然你老实交待了，那么我也老实交待吧。我也不是小侯的父亲。小侯的父亲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和你一样，我也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经领导批准，专为完成这一项任务的。

    我们彼此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互相望着，都默默流泪。

    列车即将启动，我们不得不都站起。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约定要常往家里写信。

    小侯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奶奶，和他的伯父婶子们住在沧州乡下。一周前，我收到了老孟，也就是当年冒充小侯父亲那个人写给我的信。信上说，小侯八十三岁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既想儿子，又想孙子，想得整天磨磨叨叨的。老孟在信中跟我商量，无论怎样，也应该了却老人家的心愿，使她在归天之前，和儿子、孙子，团圆上几天。我想，这一路上，能节省几元钱，就节省几元钱吧！

    唉。这些石油人哪！怎么是这么奇特的人啊！

    我流下了泪，默默从冰箱里取出了朋友送给我的几盒蜂王浆，递给他，诚挚地说：把我这点儿心意，也给老人家带去吧！

（选自《梁晓声文集》，有删改）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