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杨潜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禹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牟宗三回答说，地球是圆的，怎么会回不来？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熊十力之于青年时代的牟宗三，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抗战期间，牟宗三颠沛流离于西南边陲各地，一度生活困窘。为此，熊十力曾写信向西南联大的汤用彤推荐他。梁漱溟曾问熊十力，何以对牟宗三如此器重？熊俨然作答：“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见人之所不能见。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岂不可惜可憾？”

    在台湾最初的岁月，牟宗三不忘记恩师厚望，潜心于学术，著述甚丰。他既继承熊十力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又不墨守师说，创造性地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用他的学术成就回报了师恩和故乡的亲人。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晚年曾自道：“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这项宏阔的伟业却是在海外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萦绕了牟宗三心头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桑梓之情，大而言之是家国情怀，小而言之是怀乡之念。

    最能集中反映牟宗三桑梓情结的是他的《五十自述》。他在文中追忆了少年时的生活世界，故乡栖霞乡村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家庭温馨种种，在他的回忆里，温情而美好：“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蚕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虽然牟氏在栖霞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牟宗三说他父亲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他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品性。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面，这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越来越多 。1992年5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十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思想开始“还乡”，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又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我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牟宗三的弟子们激动地说：齐鲁是儒学发源地，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意义非同寻常。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萍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有这样的成就，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

    牟宗三的怀乡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先生，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

孙犁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周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飘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现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得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提了活的去！”

1945年（选自《孙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