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走运的人秦文君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有一株高大茂密的香樟树，粗大苍劲的树干，四面伸长的枝叶，昭示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香樟树的清幽常引人驻足。

    香樟树下卧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小商铺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积尘。

女店主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子，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女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着招呼客人。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走。

    最初，我到她的店里，就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我说，“特别美。”

      “我真走运，”她的眼里漾起了春光，“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她见我喜欢，随即从桌子下面拿出她编的各种小饰物，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手上呢：天空的云朵，海上的浪花，草原的骏马，还有那永远开不败的四季花。

    我买下了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也许是受到了她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眼神，也许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的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但就是这个人，每天穿着得体的衣裳，还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后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面。”我说，“那才舒服。”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走运。”

    还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了她编的发卡，给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用它来盘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是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铺，亲自爬上黄山。“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微笑着，沉醉着，“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有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到了那，香樟树依旧挺立，却不见了小商铺，也不见了女店主，只有石凳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惊诧极了，连忙上前打听，老太太说：“搬迁了。”

      “那您知道女店主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一片黯淡。

      “不容易呀，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子!”

    “谁?”“女店主啊，你不知道?”我瞪大眼睛，张着嘴却说不上话。原来她是个不能行走的女子!她是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的!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笑容，却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还怂恿她去登黄山……

    一瞬间，歉疚与失落漫上心头。或许今生再难相见了!

    夕阳中，历尽沧桑的香樟树依旧高峻挺拔，依旧香远益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抬头间，那灿烂的笑容似在眼前……

                                       (摘自《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23期，有改动)

米兰花香

于艳丽

    老吴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树，和远处已经返青的大地，总是觉得火车开得忒慢了些。他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叫来乘务员道，“丫头，你能不能跟你们司机师傅说一声，让他开快些？”

    乘务员一脸模式化的笑容，说：“大爷，火车已经很快了，您感受不到吗？”

    邻座一个和老吴相熟些的人打趣道，“老爷子，您以为火车是火箭呢？一眨眼就到家了。不要烧包啦，火车不比你家的牛车快？”

    老吴本来就语迟，被邻座抢白一顿，不再言语，局促地正了正身体，将一个小包紧紧搂在怀里。

    火车停到火车站，老吴和相熟的人匆匆道了别，便急忙走出站台。回家要去长途客运站坐大巴车，但老吴已经在火车上想好了，下火车就打出租车回家，多少钱也得打。离家不过是一个星期的光景，可老吴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

    老吴钻进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老吴一眼，问：“您去哪？”

    “于家庄。”

    “于家庄？”司机重复了一遍。

    “对，于家庄，盐山乡于家庄。”

    “老爷子”，司机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回过头来着他说，“您知道从火车站到于家庄得多少钱？”

    “我没和你谈钱，你快点送我回家，多少钱我都给你！”

    司机摇着头笑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转过身子，车子稳稳地滑出站前停车场，沿着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向于家庄驶去。

    老吴下了出租车，已是黄昏时分，他惶急地走进院子，晚春的暖风穿堂而过，带来屋里米兰花扑鼻的香气，几天来，旅途劳顿的疲惫似乎都融化在弥漫的花香里了。

    “米兰！”老吴叫道，声音里有不易觉察的颤音。

    一张俊美的少女的脸从窗里闪过。随后，穿着红色运动服，扎着马尾辩的素素从屋里奔出来。

    素素激动地喊：“吴爷爷，您回来啦！”

    “嗯嗯，素素在呐。”老吴欣慰地看着这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吴天参军后留在部队，家里多亏着她和一帮年轻人照顾。他一边应着素素的问候，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屋子。

    “他娘，我回来了。”

    屋里叫作米兰的女人正至靠在枕头上，气息微弱，如一盏将熄的烛火，却在老吴进门的瞬间拼尽全力爆出一星火花，她睁开眼睛看着老吴，想说什么却似乎酝酿不出合适的气力。老吴看懂了她的心思，忙道：“看到了，都看到了。”

    老吴的话让女人闭上了眼睛，眼角有几颗泪珠重重地滚落下来，落在女人散在枕边的白发上。

    “莫哭莫哭！”老吴急忙劝慰道，“我把你养的那盆米兰按你的意思栽到了他的墓旁，你不晓得，那盆花开得多香，扫墓的人都说，还没到墓地就闻到花香了，还有，你让我说的话，我也都对他说了。”

    女人还是哭出了声，虽然声音微弱，但这丝丝缕缕的哭声更让人觉得心痛。

    “哎呀，你看你，还病着，哭啥哩？你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老吴小心翼翼从持包里拎出一个黄绸布口袋，女人认得，这是老吴走之前她亲手缝制的，虽说她连捏针的力气都快没有了，但她还是拒绝了素素要替她缝袋子的请求，花了几个时辰，一针一线，缝好了这个袋子，甚至故意在针脚里压进一根自己的白发。

    老吴将装得满满的袋子递给她，不消说，她就知道袋子里装的是啥，她紧紧地将布袋搂在怀里，枯瘦的前胸剧烈地起伏着。

    站在一边的素素知道，吴奶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吴回家一个星期后，米兰去世了。

    埋葬米兰的时候，老吴郑重其事地把黄绸布袋拿来，大家看见，老吴从黄绸布口袋里倒出一抔黄土，将黄土覆在米兰的棺盖上。

    回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吴天，从志愿者素素那里知道，那抔黄土是钟国英坟冢上的，是父亲为钟国英扫墓时带回来的。

    钟国英是米兰以前的爱人，于1952年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有删改）

同病相怜

欧•亨利

窃贼迅速爬进窗口，然后不慌不忙地干起来。

这幢房子是私人住宅。窃贼点燃了一支烟卷，开始悄悄地踱来踱去。他口袋里揣着一把三八口径的手枪，老是沉思地嚼着薄荷口香糖。

房子里的家具都用遮尘布蒙着。银器一定藏在远处的保险库里。窃贼并不指望有什么“意外收获”。他的目标是那间灯光暗淡的屋子。在那里可能捞到一些公平合理的职业利益——一些零钱、一块表、一枚宝石领针——他并没有不合理的非分之想。他看到窗子开着，便抓住了机会。

他悄悄地推开那间亮着灯的屋子的门。煤气灯火苗捻得很低。床上有一个人躺着。梳妆台上放着许多杂乱的东西——一卷皱折的钞票、一块表、钥匙、三个扑克筹码、压扁的雪茄、一只粉红色的绸发结，还有一瓶准备早晨提神的、还没有打开的溴化矿泉水。

窃贼向梳妆台走了三步。床上的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厉的呻吟，睁开了眼睛。他的右手塞在枕头下面，停住不动。

“躺着别动。”窃贼用平时谈话的声音说。床上那个人瞅着窃贼手枪的圆孔，果然躺着不动。

“现在举起双手。”窃贼命令道。

那个市民留着两撇尖尖的、灰褐色的小胡子，活像一个行施无痛手术的牙医师。他显得殷实、自恃、暴躁而不耐烦。他在床上坐起来，把右手举过头顶。

“另一只手也举起来，”窃贼吩咐说，“你也许两手都能使唤，快一点。”

“另一只手举不起来。”市民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回事？”

“肩膀害风湿。”

“发炎吗？”

“以前发过。现在炎症往下转移了。”

窃贼站了一会儿，把枪对着那个患风湿症的病人。他看看梳妆台上的物品，又发窘地掉过眼睛看看床上的人。接着

“别站在那里扮鬼脸，”市民不痛快地厉声说，“你既然是来抢东西的

“对不起，”窃贼咧着嘴说，“我刚才也犯了病。风湿症和我碰巧是老朋友，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开枪了。”

“你害了多久？”市民问道。

“四年啦。我想那不能算完。你害上这个病，一辈子都不会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试过响尾蛇油吗？”市民很感兴趣地问道。

“用过好几加仑了，”窃贼说，“假如我用来炼油的蛇首尾相连，它们尾巴的响声可以传到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再传回来。”

“有人服用契塞勒姆药丸。”市民说。

“咄！”窃贼说，“我吃了五个月。不管用。那年我喝芬格汉姆药水，抹吉列油膏和波特止痛剂；但是我认为起作用的还是我揣在怀里辟邪的橡叶。”

“你的风湿是早晨还是晚上痛得厉害？”市民问道。

“晚上，”窃贼回答说，“正当我最忙的时候。喂

“从来没有。你犯起病来是一阵阵的痛呢，还是持续的痛？”

窃贼在床脚坐下，把手枪搁在叉起的腿上。

“突然发作的，”他说，“往往在我没有料到的时候痛起来。我不得不放弃爬二层楼的活儿

“一点不错。我花了千把块钱，没有一点好转。你有没有发肿？”

“早晨有点肿。碰到要下雨的天气——哎呀，老天！”

“我也这样，”市民说，“像桌布那么大的一块潮湿空气从佛罗里达到纽约来的时候，里面泪水的潮气会害我的左手像害牙病似的悸痛。”

“痛得彻骨一上帝！”窃贼说。

“你说得对极了。”市民说。

窃贼垂下眼睛看看他的手枪，很尴尬地装出随便的样子把它塞进口袋。

“哎，老兄，”他不自然地说

“去它的！”市民怒冲冲地说，“不如搽饭店里的黄油。”

“当然，”窃贼同意说，“这种药膏只配给小米尼擦擦被小猫抓破的手指。我想起来了！我们拿它没有办法。我发现只有一样东西能减轻这个毛病。知道吗？舒经活血、延年益寿的老酒。喂——这件事算啦——对不起——穿好衣服，不过，喔！又痛了！”

“一星期来，”市民说，“没人帮忙，并且——”

“起来吧，”窃贼说，“起来吧。我帮你穿。”

疼痛像潮水似的回来，淹没了市民。他摸摸他那灰褐色的胡子。

“这未免——”他开 始说。

“你的衬衫在这儿，”窃贼说，“起来吧。我的一个熟人说，结果他能用双手打领结。”

他们走出门口时，市民转身想回去。

“我把钱忘啦，”他解释说，“昨晚放在梳妆台上了。”

窃贼拖住他右手的袖管。

“来吧，”他爽快地说，“是我请你出来的。你甭管啦。喝酒的钱我有。有没有试过金缕梅皮止痛水和冬青油？”

（有删改）

摘橘子（节选）

沈从文

吕家坪萝卜溪滕家橘子园，大清早就有十来个男男女女，爬在树桠间坐定，或用长竹梯靠树，大家摘橘子。

夭夭不欢喜上树，便想新主意，找了枝长竹竿子，杆端缚了个小小捞鱼网兜，站在树下去搜寻，专拣选树尖上大个头，发现了时，把网兜贴近橘子，摇一两下，橘子便落网了。众人都是照规矩动手，在树桠间爬来转去很费事，且大大小小都得摘。夭夭却从从容容，举着那枝长竹竿子，随心所欲到处树下走去，选择中意的橘子。且间或还把竹竿子去撩拨树上的嫂嫂和姐姐，惊扰他们的工作。

橘子园主人长顺见有个竹筐放在树下，满是特号大火红一般橘子。长顺想起商会会长昨天和他说的话，向天天招呼：“夭夭，你摘橘子不能单拣大的摘，不能单拣好的摘，要一视同仁，不可稍存私心。都是树上生长的，同气连理，不许偏爱。现在不公平，将来嫁到别人家中去做媳妇，做母亲，待孩子也一定不公平。这可不大好。”

夭夭说：“爹爹，我就偏要摘大的。我才不做什么人妈妈媳妇！我就做你的女儿，做夭夭。偏心不是过错！他们摘橘子卖给干爹，做生意总不免大间小，带得去的就带去。我摘的是预备送给他，再尽他带下常德府送人。送礼自然要大的，整庄的，才脸面好看！十二月人家放到神桌前上供，金晃晃的，观音财神见它也欢喜！”

各人都在树上高处笑着，摇动了树枝，这里那里都有赤红如火橘子从枝头下落。照规矩掉下地的橘子已经受损，必另外放在一处，留给家里人解渴。长顺一面捡拾树下的橘子，一面说：“上回省里委员过路，说我们这里橘子像摇钱树。”

夭夭说：“爹爹，这水泡泡东西值什么钱？”

长顺说：“货到地头死，这里不值钱，下河可值钱。听人说北京橘子两毛钱一个，上海一块钱两斤；真是树上长钱！若卖到这个价钱，我们今年就发大财了。”

“我们园里多的是，怎么不装两船到上海去卖？”

“夭夭，去上海有多远路，你知道不知道？两个月船还撑不到，一路上要有三百二十道税关，每道关上都有个稽查，伸手要钱。一得罪了他，就说，今天船不许开，要盘舱检查。我们有多少本钱做这个蠢事情。”

夭夭很认真的神气说：“爹爹，那你就试装一船，带我到武昌去看看也好。我看什么人买它，怎么吃它，我总不相信！”住对河坳上守祠堂的老水手，得到村子里人带来的口信，知道长顺家卖了一船橘子给镇上商会会长，今天下树，因此赶紧渡河过萝卜溪来帮忙。老水手到了橘园里，把头上棕叶斗笠挂到扁担上后，即刻就参加摘橘子工作。

夭夭在老水手树边，仰着个小头，“满满，我想要我爹装一船橘子到武昌去，顺便带我去，我要看看他们城里文明人吃橘子怎么下手。用刀子横切成两半，用个小机器挤出水来放在杯子里，再加糖加水吃，多好笑！他们怕什么？一定是怕橘子骨骨儿卡喉咙，咽下去从背上长橘子树！我不相信，要亲眼去看看。”

老水手说：“这东西带到武昌去，会赔本的。关卡太多了，一路上税，一路打麻烦，你爹发不了财的。”

夭夭说：“发什么财？不赔本就成了。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花一块钱买三四个橘子，当真是四个人合吃一个，一面吃一面还说‘好吃，好吃，真真补人补人！’我总不大相信！”

老水手把额纹皱成一道深沟，装作严肃却忍不住要笑笑。

一旁的长顺回到了树下，招呼老水手。老水手说：“大爷，我听人说你卖一船橘子给会长，今天下船，我来帮忙。”

“有新闻没有？”当家的话中实有点说笑意思，因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爱打听消息，新闻格外多，可是事实上这些新闻，照例又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这点好事性情，老水手在当地熟人看来，也有趣多了。

老水手昨天到芦苇溪赶场，抱着“一定有事”的期望态度，到了场上。各处都走遍后，除在赌场上见几个新来保安队副爷，狗扑羊殴打一个米经纪，其余真是凡事照常。因为被打的是个米经纪，平时专门剥削生意人，所以大家乐得看热闹袖手旁观。

长顺忽地记起一件旧事来了。今年初就传说辰州府地方，快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厂址设在对河，凡是原来油坊的老板、掌捶、管榨、烧火看锅子、蒸料包料，以及一切杂项工人和拉石碾子的大黄牯牛，一律取消资格，全用机器来代替。

长顺想起了这公司的消息，就告给老水手，老水手说：“他们办不好的！”

“你怎么知道办不好？有三百万本钱，省里委员，军长，局长，都有股份。又有钱，又有势，又有跑路的狗，还不容易办？”

“我算定他们办不好。做官的人哪会办事？管事的想捞几个钱，打杂的也想捞几个钱，上上下下都只捞油水，捞来捞去有多少？”

长顺摇摇头，对这官民争利事结果可不那么乐观。“他们有关上人通融，向下运既有许多便利，又可定官价买油收桐子，手段很厉害！自己机器不出油，还可用官价来收买别家的油，贴个牌号充数，也不会关门！古人说：官不与民争利，有个道理。现在不同了，有利必争。”

（选自沈从文《长河》，有删改）

文本一：

幺姨的灿烂年华

贺捷生

我亲爱的幺姨，总是认为自己不会被时光打败的幺姨，万不得已，终于坐上轮椅了。这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让104岁的她和84岁的我，多少有些伤感。生活那么漫长、那么灿烂，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幺姨，还以为她仍然是那个以18岁的花样年华嫁给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将军的女生呢。

幺姨是那个年代最时髦也最有文艺范儿的女生。她档案的第一栏写着，蹇先佛，1916年7月出生，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13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嫁给了在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15岁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4年12月26日，么姨记得清清楚楚，18岁的她郑重地走出家门，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司令部，忽然感到眼前一亮，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站在面前。

幺姨说，司令官，我来参加红军，你不会不欢迎吧？父亲片刻的拘谨，被幺姨的爽朗驱散了。他故意说：“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个城里的洋学生，细皮嫩肉的，当红军能干啥？”幺姨顺着父亲卖的关子说，我一个正宗的艺术系的毕业生，能写会画，你打着灯笼都难找。父亲说，那是那是，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想了想，他神情肃然地说，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

幺姨收敛笑容，认真地说，姐夫，二姐跟我谈过了，说了革命的艰难，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但我都想过了，二姐能吃的苦，我也能。

父亲说，那好，你当红军的事，我批准了。不过，话要说在前面，我虽然是你的姐夫，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今后遇上生生死死的事，你可不能躲。幺姨说，姐夫，你放心吧，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红二、六军团进驻慈利县城关镇时，父亲和萧克将军进城就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我的外公蹇承宴。外公对他们说，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先是大儿和二女当了红军，如今幺女和二儿也争着要跟你们走。我想好了，不阻拦他们。就是这次拜会，当年只有27岁的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将军与幺姨相遇相识，两人爱好相近，趣味相投。没多久，没有繁文缛节，他们在母亲和幺姨的故乡结婚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命令，踏上长征路。我在这年11月1日出生，么姨在贵州境内发现怀孕。在接下来的路上，被称为“红军姊妹花”的母亲和幺姨，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

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1936年7月终于在甘孜住下来，母亲就背着我来到幺姨身边。幺姨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采来的一大把野菜。见面时，母亲告诉幺姨，她们做卫生员的弟弟在翻越雪山时，因为跑前跑后照顾伤员，累死在雪山上，埋在雪谷里。

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她们心知肚明，命令是她们的丈夫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十万火急，即使幺姨随时会分娩也得出发。母亲背着我，搀着幺姨、坚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

第一天走了大半天，四野茫茫。幺姨突然哎哟一声，羊水破了，疼得失声喊叫，蹲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四处巡视一遍，看见路边有个只剩四堵颓败断墙的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忙把幺姨搀进去。没有器械，没有产床，也没有水，就让姨父铲来了一些草皮，垫在地上，铺上野营用的被褥，天当房，地当床。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婴，哭声响亮。姨父喜不自禁，给他取名萧堡生，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

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上路。

第三天，幺姨刚被扶上马走了几步，就一头栽下来。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路过，上前一看，说失血过多是原因，但主要还是饿的。说着，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扔了过来。幺姨拼尽全身力气说，不行呀，李大姐，过草地，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但李伯钊大姐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母亲和幺姨走出了草地，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幺姨与萧克将军的第二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书名叫《浴血罗霄》。

五年前，近百岁的幺姨粉碎性骨折，她拒绝保守治疗，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104岁的她虽然最终坐上了轮椅，但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她就是不想被命运打败。

（有删节）

文本二：

我近年写的是回忆和追溯性的散文。有人说我是唯一的，是独自在营造“红色意境”。我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不好，我能够接受。但必须告诉人们，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和记住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的东西、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作我写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

（选摘自贺捷生《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后记》和《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