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

王必胜

    时下，生态文学是一个亮点。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志于此的人们所关心的。当一个社会自觉地以自然为友，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进程。特别是人们面临着生态自然的好坏，环境条件的优劣时，会对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如何与GDP同步发展等问题有新的期待与新的诉求，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生态发展水平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为生态建设，为环境保护，为自然可持续发展，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纵观全球，生态文学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关注点。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自然文学，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生态文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生态环境成为书写的对象，山水田园，风花雪月，自然生灵，皆成文章，铸成大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是自然的吟唱，是生活的感怀，是风光的唯美颂歌。二是，忧思于自然世界的恶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所谓寻找“诗意地栖居”，生态优化型的社会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在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笔下，生态自然成为主角。书写高山大漠、森林河流的治理保护也为一时之盛。社会呼唤文学的多样化，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更让文学的多样成为可能，有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正因为生态文学的界定莫衷一是，所以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和文本样式也相应地难以归类。但是，对于优美的自然，倾情地讴歌，从中提炼出醇厚的诗味，纯美的文意，是一切类似的文学经典化的表达。如果宽泛地理解的话，生态文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东晋时期的山水诗巨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清新的韵致，其闲适的意境，其婉约的意象，给人一种心闲气自华，有牧歌般的轻快情味，从中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恬淡，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成为千古绝句。大约相同时期的陶潜老先生，以采菊东篱的闲情逸致，唱出了自然与人生的高致情味，其意象与境界，是自然生态的优美写照。他们或许是中国古典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旁的轻唱微吟，远离尘嚣，以自然为伴，以沉静自修的禅心，把文学的功利与社会的负累置之脑后，人生的旷达与疏放，成为作品透视出来的精神光点。还有，俄罗斯的普列什文，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林中水滴》《大自然的日历》《大自然的眼睛》，细腻描写了大自然世界中生命的平凡与灵动、坚韧与高洁。高尔基评价说：“他的心灵与土地、森林、河流，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从未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评价道：“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器官”，大到一片森林，小到一颗水滴，他都有熟悉而生动的书写。

    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因此，作为生态文学的倡行者和实践者，我以为，主要是用一种亲和的态度，描绘出每个人心中的自然，以人性情怀书写每个人心中的自然风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生态文学之魂。如同陶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自得的优雅，如同梭罗的心闲神定的自在，如同普列什文的笔下，那些自然生灵，有如亲人似地悠游于你的身边，牵手于你的衣袖，或者，你以“亲人般的关注”，将自然“艺术化的方式，打动人心”。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也要像普里什文一样做生态和环保主义的捍卫者，贯穿在身体力行中。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她的厚重在于，既书写这个自然世界的优美和谐，丰姿神韵，也抒发人类对于大自然保护的一种责任。可见风物，也见人文，表达对于消失的风物和失落的生态文明的忧虑。也许，后者是当年陶潜、普列什文、梭罗们所没有想到或做到的，而凸现人文精神，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学的书写，是生态文学行之高远的灵魂与精髓。

（选自2013年01月11日 《文汇报》）

    从报纸上读到百年柯达破产的消息，令人唏嘘。柯达记录了美国和国际上几代中产阶级的人生，养育了摄影的艺术和产业，进而将摄影送上几乎取代文字的时代图像文化的高位。今天，人们将柯达破产的原因归于柯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的经营路线。

    我觉得，特定的即使、特定的发明必然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柯达将注定随着工业时代的勃兴而繁盛，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而衰微。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成为人类文明长链承上启下的一环。柯达的破产也带来一种技术文化的命运的信息。随着技术的汰换，那技术的文化必将转型。

    由此，我想到了油画。显然，油画不是科技文化，但它有技术的因素，有材料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图像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绘画的方式及其能量正受到疑问。今日欧美绘画的衰微就是例证，因此我们才反复提出“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对绘画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命运提出警示，并将思考持续地指向绘画的当代关怀。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存在，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获取众多的便利，另一方面， 又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一方面是图像的汪洋，另一方面仿像无处不在。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越来越失去对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感受能力。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时代的感受力正在衰微。我们所谈论的绘画的衰微，正是源自于这种时代的感受力的衰微。因此，绘画的当代使命和振兴，就与时代感受力的拯救相关联。

    人们说起登高，首先想到重阳，然而登高并非重阳节的专利。中国人自古崇尚登高望远，古诗词里流传下来千百代无数文人骚客登临的诗句，这些诗句贯穿一年四季的终始——时而夏日炎炎，时而雨雪霏霏，时而春花灼灼，时而落木萧萧。登高处，可以是自然的山川，也可以是人造的楼台。凡人视野有限，所以谁都想看一看那楼外楼、山外山。唯一和今人的大概不同是，古人登高，不是为了观景，也不是为了某个节日，当然更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一展胸襟。所谓胸襟，就是怀抱，就是远志，就是精神。通俗地说，就是理想。很可惜，这正是今人最缺失的东西。

    文人登高，如同好汉饮酒，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一种不可言传的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抒发和共鸣，又称“一浇胸中块垒”。由于每个人的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有异，哲学思想有别，每个人在登高的时刻，所思所感也就不一样，或者说人各有志，所以即便大家同登一座山峰，写出来的诗句之意味也会相去千里。

    儒家的登高，是为接近心中至高无上的“仁”；道家的登高，是为寻求成仙得道的“仙”；皇帝祭祀封禅，要登天下五岳。在古人心目中，高山是最与苍天相近的地方。儒家对于君子人格的终极要求便是“高”和“远”。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这说的是“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在说“远”。某种意义上，高是空间的概念，远是时间的概念，但这两种维度又不是确指的，因为君子的“怀抱”无时无刻不在胸中运动变化，好比道家修炼的内气，大象无形。钟子期听俞伯牙抚琴，他听得出伯牙的志趣，就说“巍巍乎若泰山”，又说“洋洋乎若流水”。高山流水，其实分别是伯牙胸中逸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凝止团聚，则冲霄而为山；顺势发散，则奔腾而为水。琴家没有这份逸气，想弹奏好这支曲目，那是不可能的。

    《论语》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所以胸怀儒家治世救国理想的士人，每登临高处，便能自心底激发出这份远志和胸襟。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在明亡后联合傅山、屈大均等爱国志士僻处山、陕之间，以图恢复大业。顾炎武和他的同志们送别，相对把盏，就在青山之巅，远眺大好河山，众人百感交集，泪眼潸然。有人开始借酒浇愁，有人开始埋头抚琴，有人开始痛吟诗篇。顾炎武听罢，徐徐起身，振衣而立，与之相和：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正是“关河万里秋”!力挽狂澜的志士纵然势单力薄，回天乏术，但毕竟“德不孤”，毕竟有这些个战友在，相互砥砺，与子同仇。事虽未成，其心其举已足垂青史，光照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便是儒家入世之“登高”的价值所在，它像一面旗帜，奋扬于巍巍之山巅。

（摘编自沐斋《登高》）

大学生不会写论文，怎么办？

    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的老师给22名期末文章抄袭的学生打了0分，给学生敲响了一记警钟。因为自身积累不足，缺乏相关训练以及本科论文不受重视等，大学生论文抄袭现象普遍存在于校园之中。

近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者中，大一，大二学生占13.4%，大三，大四学生占61.8%，研究生及以上的占9.1%，已毕业的占15.6%。男性占54.8%，女性占45.29%。

    宁波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大四学生张捷（化名）向记者透露，她周围不少同学写论文是从各类文献中复制粘贴，通过颠倒顺序等方式来获得通过，更有甚者会直接找淘宝上的枪手代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三学生林媛（化名）觉得，周围抄袭论文的情况很少，“我们这类学科本身就很难在本科阶段写出有创见性的论文，很多都是靠查阅相关文献，写出自己的课程论文。行文思路和参考文献可能会借鉴其他论文。但是我听说有学生找人代写论文，统计学院还存在论文数据造假的情况。”

调查中，76.4%的受访者称周围存在抄袭课程论文的情况，11.5%的受访者表示周围不存在，12.1%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67.3%的受访者认为抄袭论文行为很不应该，是严重的学术不端，23.2%的受访者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多同学都化用别人的观点，9.5%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以往的课程一般都是闭卷考试，考查记忆。背诵能力，比较死板，但也比较公平客观，西方国家很少用笔试的方式，很多采用平时讨论、研究发言、课程论文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现在我国很多大学逐渐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特别是对于研究生。”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说，后者的考核方式灵活多样，让学生自动自主地学习，学习和研究相结合，但客观评定存在难点，可能出现抄袭和替写的现象。“现在有软件可以查重”，抄袭比较容易查出来，但如果是别人替写的就很难查出来。”

调查中，64.0%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抄袭论文是因为缺乏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56.6%的受访者认为是时间不够用，45.0%的受访者觉得“论文写作”只是形式化作业，40.09%的受访者认为相关课程或论文不具价值，23.4%的受访者认为是跟风，12.7%的受访者指出部分教师水平有限，责任心不强。

    张婕认为，借鉴别人的论文可以，但不应不加思考地通篇抄袭。而且，写论文的过程非常锻炼人，能增强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搜集有效信息的能力。

    林媛认为大学生论文抄袭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识不够和任务繁重。“大一，大二一周要上10来节课，每节课布置一篇论文，有的课还有读书笔记之类。再加上本科生知识积累还不够，抄袭论文就成了最便捷的方式”。

    刘海峰认为，大学生抄袭论文的一个原因是水平不够，不容易写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懒得写，想投机取巧应付一下。也有同学是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为了奖学金、考研和就业等。

杜绝大学生论文抄袭，67.8%的受访者认为导师要严格把关项目的可行性和难易度，为学生提供可借鉴的材料，56.6%的受访者建议学校采用更多样的方式衡量学生学习程度。其他还有：进行必要抽查（49.5%），加大对论文抄袭行为的惩戒力度（41.7%），加强学风建设，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25.5%），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19.0%）等。

（摘编自2018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注】查重：通过建立文献资料数据库，对比查询所提交论文与已有文献的重复率，如果重复率超过一定的值（如20%），就视为抄袭。

    中晚唐时期怀古题材的篇什大量涌现。诗人们面对昔日繁华一时的古迹，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王朝盛世不再，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然，中晚唐诗坛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的繁华城阙，如今却荒草离离。诗人用自己的眼光、体验，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历史。

    诗的意境都是以时空形式存在，而诗中的时空，又未必是自然客观的，甚至也非纯然心理的，而是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以意象化的方式绾合在一起的审美时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语），便是形容诗的时空张力。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诗人多将现实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实感。刘禹锡的《石头城》尤能体现此种双重时空特征，其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山、城、潮汐，既是眼前之景，也是旧时风物。当下的时空是前景，过去的时空隐含于其中，深邃的历史感寓含于诗境。

    时空并置只是一种分析模式，而如果要在审美上感受到这种张力，并且获得对于历史的感怀、对于当下的省思，必以意象或意境的直击心灵才能生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中晚唐的怀古诗，为了表现世事的沧桑陵替，往往以意象为焦点进行转换，绾合古今，使读者往来于古今之间。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堂前燕”的流转，寓含人世之沧桑。朱雀桥，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大士族的聚居之地，而今却成了寻常人家。“堂前燕”作为枢机，联结古今。如果说，怀古绝句多数是以一个意象来绾合古今，那么，律诗则是以若干意象来联结古今，诗歌意境所体现的时空感也更为复杂。如李群玉的《秣陵怀古》：“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昔日的豪华繁盛与今日的荒冷凄迷，在各个意象中得以叠映，构成了整体组合式的双重时空。

    时空的并置与绾合，通过意象的呈现而获得审美魅力，而诗人的观照方式也起着重要作用。韩林德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持何种观照世界的方式，是持直线式的‘焦点透视’，还是持曲线式的‘流观’，归根结底，受该民族的哲学思维和美学思维支配。”（《境生象外》）“流观”似乎是中国画的观照方式，其实诗中也多用之。从中晚唐的怀古诗来看，诗人往往从多个视点上来观照古今的迁替，通过几个不同的意象表现盛衰之感。中晚唐怀古诗中的时空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的纵深也就是空间的展开。怀古诗的审美魅力，可以从时空的向度上得以理解。

（摘编自张晶《时间绾合的中晚唐怀古诗》）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