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起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起来时只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人教版必修5《谈中国诗》）

    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书学，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书学也是如此。关于智识方面的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即过去通称的“四都之学”，也有有关文字的学问，即小学，小学又分为：文字，音韵和训话，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话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常用“天真烂漫”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调疏，字法散乱。包世臣所说的“烂漫凋疏”，尽管谈的是笔法和墨法问题，本质却是书法美的问题，如果不用国学方法对“烂漫凋疏”进行训话学的辨析，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误判，导致对书法美产生根本性误读。所以，研究书法美，必须立足于本土美学，必须用国学方法来研究。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美感体验，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琭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学习和研究书法，更离不开人生体悟，没有这种精神，是万万写不好书法的。

    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摘编自来中原《国学与书法》)

    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①小游戏“愤怒的小鸟”可谓红遍了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游戏“切水果”等，几乎老少皆爱。为什么全球人都如此喜欢这类有点“脑残”的发泄游戏？因为“怒鸟”的有些设计和我们童年的回忆有关，比如弹弓，就是对儿童时代的怀旧心理。其实很多游戏卖点都是返回童年，没有理性和道理可讲。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欲望，似乎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②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青少年时代越来越长，现代人的儿童期和青年期都在不断延长，人独立的过程延缓了。青年在学校的时间大大增加，并不独立，所以不少年轻人有很多儿童的特性。从这个层面说，可能除了少部分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人大多生存不艰难了，于是成年人儿童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久地保留着童年的天性。

    ③再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生活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大学生毕业以后，发现房价高、物价高，而职场里，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达不到期望。大家普遍焦虑，这种苦闷和压力是中产阶层常有的。所以作为减压效应，“轻暴力”游戏，就成为宣泄苦闷的最便捷方式。它有点小暴力，能让心中的苦闷有所宣泄，但是又无伤大雅，毕竟大多数人的苦闷还没达到极端程度，游戏的宣泄就显得恰到好处。

    ④自现代化以来，全世界的人都遇到一个共同问题：谁都不敢得罪。在任何组织里，都变得谨慎和压抑，容易心理上失衡。而这些小游戏，则把人生简化和单纯化了，游戏中，只要经过某种努力，就能够迅速达到目标，不像现实中如此复杂，有太多莫名其妙不可控的因素。游戏是可控的，并能在稳步升级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⑤但是与此并列的另一个现象是，精英文化一直在小众范围稳定发展。比如豆瓣上的影评和书评，网友们看的作品、评的内容，都非常高雅。总体上看，人的知识面肯定比过去宽泛多了，文盲率很低，花三分钟百度一下，立即就能把元朝说得像模像样。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把深度留给专业人员，大众只需高效挪用成果就行。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思维其实是提高了。只不过知识面无限拓展后，往深里走的愿望就减弱了，不能连贯思考，发散性很强，变得平面化，但未必肤浅。

    ⑥这些单机小游戏，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自我感受，让自我得到了释放。年轻人的社会群体感弱，自我的空间却足够大，房子可能小，但是私密性很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敏感、细腻、轻微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心里的创痛和不安，需要治愈。也有人把某些小游戏归为“治愈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和游戏，也有积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