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材料一：

    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2013年5月13日，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宣布，已成功开发第5代移动通信（5G）的核心技术，这一技术预计将于2020年开始推向商业化。华为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将在2018年前投资6亿美元对5G的技术进行研发与创新，并预言在2020年用户会享受到20Gbps的商用5G移动网络。2016年3月，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5G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未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4G相比，不仅将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同时还将满足未来万物互联的应用需求。中国三大运营商均已制定了2020年启动5G网络商用的计划，于2017年展开试验网络的建设和相关测试。如果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三大运营商在2018年开始投入5G网络建设，到2020年正式启动商用。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5G端到端商用系统、5G远程驾驶、5G无人机、5G载人驾驶、5G切片视频、5G未来课堂……在26日北京召开的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约400家企业纷纷“盛装亮相”，集中展示信息通信业的前沿技术及其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

    5G时代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制定、预商用测试等方面实现了领跑。华为在今年年初就推出了基于3GPP 5G标准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包括无线基站、传输网、核心网和全球首款5G商用终端。更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华为面向全球推出了手机芯片——麒麟980，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采用7nm制程工艺的麒麟980，搭配巴龙5000基带调制解调器，正式成为首个提供5G功能的移动平台。

    作为大宽带、低时延、大连接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将把人们的移动宽带体验推向新高度，极大地丰富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体验。业内人士指出，增强移动宽带、关键业务型服务以及海量物联网，这是5G商用的三大类业务。实际上，在一个工厂里，这些业务都会同时存在。

（摘编自《在关键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实现领跑5G商用在路上》，《人民日报》2018年9月28日）

材料三：

    “在5G信号覆盖范围内，只要戴上这个手套，你就能操控远处的机器人，让它跟你做出相同的动作。”大唐电信技术经理王竟辉告诉记者，5G具有低时延等特点，能够实现对机器人的远程操控，未来可代替人类完成一些危险或特殊作业。在5G信号的支持下，远程签名机械臂基本实现了即时响应、同写同传。每秒10G，这是实时监测到的5G速率，是4G速率的100倍。5G具有超高可靠性、超低时延、超大容量等，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2020年实现5G商用。

    网络信息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而来，这是历史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应坚持研发与应用并重，继续推进5G技术的研发试验，按时完成第三阶段的组网测试等工作，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大力培育5G与工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融合应用，不断探索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加快5G网络规划，坚持创新与合作并重，保障5G按期实现商用。

    “5G引领网络技术的创新，但目前5G还有很多挑战尚未解决，5G的创新永远在路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

（摘编自《正被揭开“面纱”面对挑战5G的创新永远在路上》光明日报2018年8月25日）

材料四：

    据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的5G用户数将达到13.6亿。

    同时，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的移动趋势报告指出，虽然到2025年，全球范围的5G网络的人口覆盖率（5G用户数÷总人口数×100%）将高达15%，但是，5G的快速发展却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地区。

    按照2025年时的5G用户数从高到低：中国（4.54亿5G用户）、欧洲（2.03亿5G用户）、美国（1.89亿5G用户）、日本（9500万5G用户）、韩国（3700万5G用户）。

    按照2025年时的5G用户数在移动通信用户总数占比从高到低：韩国（60%）、日本（49%）、美国（48%）、欧洲（28%）、中国（27%）。

（摘编自《各国5G最新排名！》搜狐网2018年9月24日）

材料一：

    中国多地近日遭遇严重雾霾天气，影响百姓的出行与健康，引发媒体、网友密切关注。最新消息显示，中央气象台1月12日18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12—13日京津地区、河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有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

据报道，部分地区城市空气重度污染，PM2.5监测指数接近或达到顶峰数值。12日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上午9时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几乎所有区域仍被意味着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最高站点为456。

    除北京外，河北、天津、山东、湖北、河南等地高速公路、机场处于封闭状态，旅客出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专家建议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室内活动，尤其是老人、儿重、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疾病患者，尽量缩短外出时间，室外停留时做好自身防护，不要做呼吸量较大的剧烈运动。

（节选自“中兴网”）

材料二：

    自1月4日以来，河北省几乎天天都是雾霾天气，成为不折不扣的“雾霾之月”。为此，记者采访了省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据专家介绍，从几次明显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分析，都和大气环流的调整有关。大气环流由前期的经向型转为纬向型环流，冷空气势力明显减弱。本来在“三九”、“四九”受冷气团控制的我国中东部地区（包括河北省），被变性的大陆高压控制，加上气温缓慢回升，近地面湿度增大，导致隆冬季节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

    对于河北省包括石家庄在内的中南部地区居民来说，冬季雾霾频发几乎已经习已为常。在1月份河北省发生的几次能见度小于50米的强浓雾，几乎都出现在石家庄、邯郸等中南部县市。究其原因，这与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等县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有着重要的关系。受西部的太行山脉影响，风速在到达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后减小，容易出现静稳和逆温天气，使大气垂直层结构稳定，不利于污染物水平和垂直扩散。

    河北省1月份雾霾天气频发除了与冷空气弱，风速小有关外，前期降雪多引发近地层空气湿度大也成为原因之一。受降雪影响，连日来，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空气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受夜间辐射降温影响，导致近地面大气中的水汽趋于饱和，最终使水汽凝结而形成雾霾。

（节选自《燕赵晚报》）

材料三：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月份我国中东部多次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气象局组织召开雾霾天气成因分析与预报技术研讨会，邀请大气和环境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认为，静稳天气和污染排放是雾霾形成和持续的重要因素。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大范围的气溶胶（污染物）的排放变化不会很大，雾霾天气的形成和变化主要受到气象条件的控制。今年1月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有利于形成雾霾的气象条件，与前期最大的不同是中纬度地区环流经向度小，这使得此期间北方冷空气强度变弱，南方暖湿气流相对较强，大气静稳且相对湿度较高。

    专家指出，我国气溶胶浓度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较高的，仅次于南亚城市，远高于欧洲、美洲的城市。气溶胶粒子不仅对形成霾有贡献，还作为凝结核参与到了雾的形成过程中，因此，人类活动产生的气溶胶粒子对雾和霾的形成都有极大影响，

    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秀骥强调，不能把1月份的雾霾事件简单归结于全球气候变暖。雾霾形成，气象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大气污染总体在加剧。1月份的雾霾天气过程警示我们，大气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极值，加强节能减排的研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节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气溶胶是悬浮在空气中的液态或固态微粒，含有各种微量金属、无机氧化物、硫酸盐、硝酸盐和含氧有机化合物等。它们可以来自被风扬起的灰尘、海水蒸发而成的盐粒、火山爆发的散落物以及森林燃烧的烟尘等天然源，也可以来自化石和非化石燃料的燃烧、交通运输以及各种工业排放的烟尘等人为源。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15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瓷器制作，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①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夏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②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另一方面，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③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④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一日千里，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问题。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⑤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编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

    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

    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能人，人不能向。”这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力量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据《淮南子·缪称训》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概，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