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唐代韩愈说张旭善草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因而能形成情景交融的意境。

    汉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书法家可以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使写的字成为一种表现生命的艺术。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从中吸取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子”字有着鸟飞形象的暗示，成为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法家要想使字表现生命，就要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许慎说：“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但这里并不是完全像绘画那样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来表现的。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使用毛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毛笔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正是这个特殊的工具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用笔有中锋、侧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各种区别，皆是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就像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乐曲一样。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说张芝学习草书之法，“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石涛《画语录》也说，“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但这里所说的一笔、一画，并不真是一条不断的线纹，而是如郭若虚所言，“自始及终，连绵相属，气脉不断”。中国书画家正是运用这一笔的点画，构成万千的艺术形象，创造中国特有的书画艺术。

    中国书法从一笔入手，但一笔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以反映物象里的“势”。这“永字八法”由“永”字的笔画而来，为侧（点）、勒（横）、努（直竖）、超（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这些笔画，悬腕中锋，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反映着生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夫人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一点之力真是石破天惊。横画称为“勒”，是说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书法的“美”就是势、是力、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它倾向于壮美。

    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法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钻研。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已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是耻感发生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选自《光明日报》）

    中国和西方的悲剧在哪里有着最接近的特征呢？我认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中。例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就呈现着与古希腊悲剧更相接近的美学特征。

    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人类为什么会产生悲剧观念的问题。它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

    在《精卫填海》中，“东海”体现的是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力量。精卫为了寻找、享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被大海溺毙。她对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东海充满恐惧也充满仇视。精卫无法向东海屈服，她要填平东海，消除产生她的灾难的根源。但她力量的微弱和体现着宇宙、世界、大自然力量的“东海”的浩瀚，使她永远无法达到她的目的。而我们却在她的悲剧性的抗争中感到了她的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感到了她的主体性的自我存在。在这里，有人类自我存在的悲剧意识，有贯穿于这个神话故事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意识是在精卫与“东海”的分裂和对立的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悲剧精神是由精卫对带给她灾难的“东海”的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的情绪构成的，这种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使她产生了坚定不移的意志，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支持了她始终不懈的填海行动。所以，悲剧精神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

    在《夸父逐日》的神话中，夸父不自量力，但也正因为他的不自量力，使他要与日竞走。他焦渴而死，但却使他的生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精神。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不自量力”是人类的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人类的一切英雄行为都是在这种不自量力的错误中完成的。人类永远无法满足它已经实现的一切；它永远向往着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它永远希望能够完全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一直把它引向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它无法改正的一个“错误”。但它的主体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无法避免的错误中得到表现的。

    我们把中国古代这两则神话故事同古希腊悲剧对照着思考，就会看到她们有极为接近的美学特征。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首先贯穿的是人和神的对立。在古希腊的文化中，“神”是体现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意志的，人和神的对立就是人和宇宙、世界、自然的分裂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神”的力量是奇大无边的，“神”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人类却不可能完全遵从神的意志，他有他不能没有的独立的愿望和追求。比如“神”不把火种交给人类，但人类需要火种，普罗米修斯违背神的意愿，偷了火种交给人类。他违背了神的意志，受到神的惩罚，就被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上。但失败没有使他屈服，他在反抗宙斯的专制权力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表现了自己的英雄精神。他的悲剧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俄狄浦斯王注定要杀父娶母，这是神的意志。他无法逃脱自己悲剧的命运，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反抗神的意志，正是他反抗自己命运的努力使他在自己的悲剧中站立着，表现了自己的崇高。悲剧人物之所以是悲剧人物，是因为他反抗的不是他能够战胜的，他反抗的是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在这种反抗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

    在总体的审美形态上，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故事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有着最为接近的特征，它们都在悲哀与力量的结合中表现出自己的崇高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表现的是人在宇宙、世界、大自然面前的命运，是人的命运的悲剧。

（节选自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