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的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的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狼叫

甘应鑫

    三只羊乡的光棍表叔秃顶那年，刚过56岁，随村里人去市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

    有一天，路过站外一处垃圾堆，忽然听见婴儿啼哭，觉得蹊跷，揭开脏包一看，是女婴，已经生命垂危。他心软了，说：“天送的，我收养了。”最后牢牢地抱了回去。

    转眼十年过去。养女吃着百家饭，纳着百家福长大了，而表叔已不经熬，刀耕火种，骨瘦如柴，又害眼疾，为了养女上学，多攒点钱，上山采药又摔伤腰椎，差点见阎王。

    当年表叔家日子过得实在太苦，餐餐清汤寡水，顿顿眼泪水泡饭。父女俩去赶集，村民指指点点，句句戳心。有夸他行善添寿，有骂他窝囊造孽，自己吃不饱肚，还捡个小孩养……表叔听过苦笑一声，便默不吭声，照旧当成亲生的养。

    最近几年，乡政府抓精准扶贫，划拨出专款补贴，鼓励村民自筹资金挪窝，到乡里建洋房，表叔拿不出足够自筹款建房，一直与山相依、以水为伴。

    以往，村里人能关照则关照他，如今人畜搬走，他就成了单身独户，住在村东山脚下一栋毛南族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牛。逢上刮风下雨，烧瓦裂缝漏雨，房梁摇摇欲坠，有时还掉落下蛇鼠，住得心惊肉跳。好在，乡干部经常来慰问，又帮他落实贫困户补助金、五保供养金、农村低保金，生活改善了，心坎压的石头也落地了。

    村上生源少，小学教学点早就撤销，邻近村小学和初中，合并为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方圆二十多公里内的小孩，得走路去乡里读书。表叔家去乡小学，步行至少一个小时方穿过雾气笼罩的莽莽森林，途中一段险滩要趟过小溪，一段险路要从悬崖巨石间挤过去。这里山高水深，荒无人烟，却一点也不寂静，鸟鸣兽啸，奇香弥漫，连大人都惧怕，嫌远，更何况小孩；所以家境好的小孩转学，家没钱的小孩，有的就辍了学。养女想退学，表叔对养女说：“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我吃就有你吃，你要念好书，争口气！”然后卖掉了家畜。从此，天麻麻亮养女又出门上学，放学又随着星辰到家。

    有一天傍晚，养女放学路过老坟山，乌鸦乱叫，她见一堆新坟招魂幡下，猛蹿出一只白兔，吓得她背脊发冷，中邪似的絮絮叨叨一晚胡话。另一夜，一群野猪又把表叔家稻田拱得颗粒无收。打那以后，表叔为给养女壮胆，想出一个护身秘法，并教会她：学狼叫。

    过了这么多年，又听见狼叫了，消息传开去，人们觉得怪。

    记者们驱车到了乡里探秘，不少人说亲眼见过狼。看见她牵牛出门，记者好奇地问：“山里有狼，你不怕吗？”她苦笑答：“不怕，我有办法对付狼。”记者一愣，是小瞧了女孩，瞪大眼一瞄，女孩天生一双鸳鸯眼，眼珠子左边幽蓝色、右边褐橘色，一眨一眨，璀璨，勾魂。记者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她鼻子有些酸，说：“去打工赚钱，照顾爸爸。”在一旁的表叔听了搂住养女无声地抹泪。表叔边招呼记者坐下吃五彩糯米饭，边烧水泡茶，说：“小女从上小学起，成绩在年级里数一数二，非常懂事乖巧，平时放学回家，就主动做家务……”

    记者们蔫头耷脑钻进密林，喘气爬上磐石，忽听见山崖背后 “嗷呜——嗷呜——”的哀声与风声从极远之地呼啸而来，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间激荡，那声浪足以将人掀下山崖。记者们疑心是风声作怪？是狼嗥？是人喊？

    记者们走后，清明阴雨就来了，断断续续，没有放睛过，偶尔还打几个炸雷，屋顶上的瓦被震落下来，门前一株古树被劈开了花。万幸的是，石楼没塌，父女俩躲过了一难。

    表叔没想到，过完分龙节不久，乡政府忽然安置他去了一家养殖场帮忙；还为他养女找到寄养家庭，是一对没有孩子且富裕的中年夫妇。

    终于，三只羊乡里没了狼叫。

（2017年9月28日《河池日报》）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一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白《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是否有权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①人有权利相信任何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吗？常有人称这种“权利”是固执无知者的最后避难所，当这些顽固分子被如山的证据和汹涌的意见包围时，他们会说：“我就是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有这样相信的权利！”问题是，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吗？

    ②我们承认，人都有“知道”某些事情的权利。我有权知道自己的雇佣合同条款，医生对我的病情诊断，我在学校里得的分数，是谁在控告我，我的罪名又是什么等等。

    ③然而，信仰并不是知识。就像分析哲学家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你不能说“天在下雨，但我不相信天在下雨”，这么说是荒谬的。信仰渴望真相，但并不蕴含真相。信仰可以是错误的，可以缺乏证据或逻辑思考的支持。它们还可以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惧同性恋的信仰，比如相信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是“消灭意志”、严厉体罚，比如相信老人应该一律安乐死，又比如相信“种族清洗”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等等。

    ④上面这些判断假定了信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但其实，信仰往往不太像有意而坚定的行动，更接近一种态度或者精神状态。有的信仰（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并非出自人的慎重选择，它们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从同侪那里“获取”的，它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吸收，要么由体制和权威反复灌输，要么通过道听途说为我们接受。因此我认为，“获取并抱持信仰”未必是错，错的是“明知道信仰不对还要加以维护，不肯怀疑它们、抛弃它们”，这些都是有意的、不道德的行为。

    ⑤“你算老几，能告诉我该信什么？”狂热的信徒这样反驳。然而连这个反驳也是错的，它假定了信仰的成立应该依赖某个人的权威，而忽略了“现实”这个角色。我们的信仰旨在反映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可能陷入混乱。有些信仰是不负责任的，更具体地说，有些信仰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和保留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无视证据，接受流言、谣传、或是来源可疑的证词，他可能忽视某个信仰和他的其他信仰互不相容，可能接受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表现出对于阴谋论的偏好。

    ⑥19世纪数学哲学家威廉·克利福德曾宣称：“无论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人，只要没有充足证据就相信某事，就是错的。”我倒不是要恢复那种强硬的证据主义。克利福德这么说，是要阻止不负责任的“过度信仰”，也就是忽视证据，而用一厢情愿的想法、盲目的信念或情怀来刺激或是维护信仰。

    ⑦詹姆士在探讨各种宗教经验时提醒我们，“信仰的权利”可以营造出一片宗教宽容的氛围。那些立足于教义的宗教曾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压迫、折磨，并发动了无数战争，要终止这类暴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双方承认彼此“信仰的权利”。然而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依然不能宽容那些本身极不宽容的信仰。任何权利都有限度，而且和责任伴随。

    ⑧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人滥用了信仰的权利，对责任却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用一句“我有信仰的权利”来为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错误知识辩解，这并不符合詹姆士对信仰的权利提出的要求。有人相信人类登月或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政府虚构的事件，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平的，或相信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这些人所宣称的信仰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其目的是排除对话，避免质疑，并禁止别人干涉自己的信仰和忠诚。这些人的心灵已经关闭，不再向外界学习。他们或许是“真正的信徒”，但他们不是真理的信徒。

    ⑨和自由意志一样，信仰是人类自主权的基本成分，也是个人自由的最终根据。但是克利福德也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只涉及他自己的私事。”信仰塑造态度和动机，引导选择和行为。人的信仰和知识都是在一个认识共同体内形成的，并且反过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信仰有信仰的伦理，无论是信仰的获得、维护还是放弃，都有规矩可循。这套伦理既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利，又对它提出了限制。如果有的信仰是假的、道德败坏的、或不负责任的，那它们就也是危险的。我们没有信仰它们的权利。

（有删节）

    在汉字产生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出土的文物了解中国文化。但我们如果要真正详尽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还是只能依靠文字。汉字作为中国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跟其他文明的语言文字载体具有质的差异。

    世界上的文字到目前为止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这种文字被描述为构意文字，因为它的形体是按照它所表达的意义来构造的，汉字的形体跟汉字的意义密切相关，而拼音文字只是用不同符号去对应不同音节。

    汉字是承载中国文化最具象也最细节化的单元，与别国的文字对比，会发现汉字具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它既有跟西方其他古老文字相通的一面，也有独特的一面。古埃及文字同样属于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中的“水”字描写的是埃及人所生活的那个地域的一条大河——尼罗河。但是，尼罗河和黄河相比落差其实非常大，中国人看到的水有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所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中国文字中的水是截然不同的形式与方向，中国的水字不会出现古埃及的写法，古埃及也不会出现中国水字的构造。再以“男”字为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从有文字开始，男性是耕地的农夫，所以中国是田力为男；而古埃及的男人都是猎户，所以他们的“男”字又是另一种构造的表达。可见不同民族的文字往往带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不同文化对相似的概念会有其个体化的表达方式。

    再来看“门可罗雀”的“罗”字。在古代汉字中，“罗”表示捕捉，而捕捉不同猎物时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捕大象、捕野猪……捕什么猎物都要写成对应的形式。但是现代汉字就不能如此复杂，每一种捕获物都有对应的汉字，所以就要从中选择一个代表，最终因为鸟类是最常见的，所以汉字中的“罗”选择了追鸟的构造。比如“尽”的概念，在古汉字中是下面一个器皿，上面一只手，表示一个人在洗锅，而这个动作意味着饭吃完了。古人就是通过如此具象化的场景表述了这样一个抽象的含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先人在造字时付出的努力和令人惊叹的智慧。

    除了社会生活的概念，自然生活的概念也在汉字中有场景化的表达。比如代表早上的“朝”字，由一堆草和太阳、月亮来构造。太阳在东边的草丛里，月亮在西边的草丛里面，这是只有早上才会出现的特定场景，所以这就是“朝”字。这些东西都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人文性。

    汉字除了人文性，还具有充分的艺术性。在中国古代，把“上善若水”“龙飞凤舞”等汉字概念形态融入艺术器皿设计当中。如此，只有把古汉字的元素融到我们现代的建筑、用具等设计当中，去挖掘古汉字的文化艺术特质，才会使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汉字文化的气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格调，也更美好。

（摘编自王立军《汉字载体的人文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