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专访文文山

    他身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才华”，另一个是“相貌”。有“粉丝”这样评价他：“横溢的才华吓跑了脸上的帅气。”还有人描述他的长相：“有惊无险，像街头的寻常路人。”最损的莫过于吴宪宗“歹毒”的大嘴：“看看他的词，再看看他的脸，你才明白，原来上帝是多么公平!”

    他便是方文山，周杰伦的“御用”词人。从《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直到今天感人肺腑的《菊花台》，方文山用天马行空的文字与瑰丽的想象一次又一次冲击我们的感官，他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成为今日歌坛中无法撼动的“指标性人物”。此刻，他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你曾以亲身经历为范本写过一本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之所以有如此感悟，是否因为自己的成长故事充满励志色彩?

    方文山：成长对我来说，并非一帆风顺。我出生在台北一个小乡镇的普通家庭，家境不好，很小便开始勤工俭学了。每到寒暑假时我一般都会外出打工，比如送报纸、当餐厅服务员……当时也会觉得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蛮感激。因为有过那些困顿、不如意和苦难，今天的自己才会懂得惜福。

    记者：电影和写作曾经是你的理想，为何却写了歌词?

    方文山：当年我本想进电影圈发展，但是行业不景气，只好退而求其次写歌词。我想，总有一天，自己会慢慢靠近电影圈的。当时我的工作是安装防盗系统。工作时，我会随身带纸和笔，边工作边想歌词。有时突然想到一句好词，赶紧拿出笔把歌词记下。就这样，一年下来写了一百多首，四处投递出去。最终只有宪哥(吴宗宪)回了我的电话……

    机会显然眷顾方文山。当吴宗宪幸运地光顾之后，周杰伦又呼啸而来。．．．

    记者：周杰伦给你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方文山：我们同时被宪哥签下词曲经纪约。起初对杰伦的感觉是：这个年轻人有些与众不同，做事酷酷的。接触久了，我发现他的确有资格酷。比如他钢琴弹得的确不错，音乐的确比别人更有创意，一年后，他又签了歌手约，显然是可造之才。

    记者：关于你和周杰伦彼此的作用，很多人都在探讨甚至争论不休。你自己认为呢？

    方文山：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曲是架构，词是衣服。杰伦的曲天生已经很匀称了，旋律本身已经很动人，即便没有我的词，它一样存在。我只是帮他的旋律加画面，提供故事，让它更有血肉。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搭档不是周杰伦，而是别的歌手，你的歌词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

    方文山：我想不会。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曝光平台。杰伦的曲风便是强有力的曝光媒介，这种强强联手的效果便是“1+1=3”。

    目前，“粉丝”们为方文山与周杰伦的地位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法是周杰伦捧红了方文山，另一种说法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更有观点认为：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周杰伦，音乐将会很寂寞；如果没有方文山，周杰伦也会很寂寞。

    记者：你觉得，你的歌词能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方文山：风格。创作歌词时，我会故意强调段落与段落不见得有关系，但阅读时依旧有主题。我强调一种整体感觉，这在《爱在西元后》有着很好的体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不想当自己。

    方文山：几年来，我在圈内看到许多年轻人不想扮演自己，永远羡慕别人，成天幻想当周杰伦、刘德华。与其羡慕别人，耽误自己的人生，不如做好优秀的自己。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今天，人人都憧憬着由麻雀变成凤凰。只是，变成凤凰的方文山却一再提醒：先甘心当一只麻雀，潜心演好自己的偶像剧。否则，既错过麻雀的欢愉，又无法企及凤凰的荣耀，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诗经》是中华文明最早成书的经典之一，里面有大量劳动场面的描写，浓缩了广大民众辛勤工作的身影。《国风》中最长的诗是农事诗《七月》，起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段描述，说的是周历九月时，妇女们就在为严冬准备粗布衣服，而农夫正月里就在修理农具，二月下地春耕，妻子小孩把饭菜送到田边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以下七段又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顺着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叙述豳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农活一桩接一桩，根本没有歇息之时。虽然辛苦，但农夫懂得“人勤地生宝”的道理，对劳动从没有丝毫的抱怨。偶尔也能“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享用汗水换来的佳肴。辛勤工作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芣苢》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劳动中一唱三叹，苦中有乐，后人平心静气地咏诵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她们劳动中辛勤而欢悦的情感。当然，民众出于勤劳的本性，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总是看不惯的，《伐檀》中就有这样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尚书》是上古官府重要文献的汇编，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不多。提到辛勤工作之事，不少是指君王和官员勤于政务，如《皋陶谟》中称赞帝尧德行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不过，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勤劳是高度认同的，甚至认为官员们做事要像农民种地那样勤劳才是正道。如《盘庚》中希望部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反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大诰》中则感慨“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农民努力耕种才有好收成，勤政的道理与之相通。

    《仪礼》《礼记》是礼乐文明方面的经典，依然有反映民众勤奋劳作的记载。《礼记》中的《月令》就是逐月观察天文物候，敬授民时，以农事为中心排列十二个月事务的政令。其中对天子及百官的职事规定得非常具体，既不能春行冬令，也不能冬行春令，否则会遭受天灾人祸。

    到《易传》问世，勤劳的价值更为哲学家所升华。在世人的眼中，大概没有比天体“运转混没，未曾

    休息”那样不舍昼夜、不知劳累的了，《周易·乾》因之借天象以发论，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人们像上天不知劳累那样，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自强不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之一，而勤劳是基本点，没有勤劳，其他所有美德和人类理想无从谈起。勤劳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底色，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似乎再也无须多加提及和论证了。

（摘自2017年4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老人

崔立

    ①早上，阳光缓缓地照射在马路上，老人佝偻的背影，缓步地前行中。微风从老人的身边轻轻滑过，都像比老人的速度要快。老人，是要从人行道的一端，走到人行道的另一端。有一个年轻人，急急地走过老人的身边。年轻人走过去时，带起了一阵风，也碰触了老人柔弱的肩膀一下，是风要刮倒了老人，还是年轻人撞到了老人，老人的身子踉跄地顺势往前仰了一下，像是要摔倒，摇摇晃晃地要倒下了，还是艰难地撑住了。匆匆而过的那个年轻人，在老人的眼睛里早已不见了踪影。

    ②又一天，老人走着同样的路，缓缓地，在那条人行道上蹒跚着步子，缓缓行走在人行道的中间。一个女孩，越走越近，很快已经到了老人的跟前。老人站在人行道的中间，挡住了女孩前行的路线，女孩几次想走过去，但空间太窄，还是走不过去。女孩咬了咬牙，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反复犹豫，女孩终于是忍不住开了口。女孩说，阿姨，你能让我一下吗？有好几秒的停顿，老人缓缓转过了身，看向女孩。顺势地，女孩在老人转身时多出来的空档，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女孩真的是太匆忙了，连一声“谢谢”也忘记说出口，人已走出去好远。

    ③……

    ④再一天，老人还在那里行走，缓慢地，继续缓慢地行走在这条路上。①天是有些冷的，哪怕阳光是高高挂着的，也难以抵挡冬日的寒冷。老人缓缓地在行走，不知不觉间，本来围得就有些松的围巾悄无声息地滑落。老人毫无察觉，②老人丝毫感觉不到因围巾掉落后的寒冷，老人本来就很冷，冷与再冷之间差异不大。身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女人已经到了老人的身旁。女人喊了声：阿姨！老人听到了，老人是有几秒钟的停顿，老人缓缓地转过身，老人以为还是要让开路，然后有一个人会像阵风般匆匆忙忙地从她身边走过。这次，没有风，要是风，也是空气中的寒风。女人停在了老人面前，女人说，阿姨，这围巾，是您掉的吗？老人看到了女人手上的围巾，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脖子间空荡荡的。无疑，眼前的这条围巾是老人掉的。老人从女人手上接过了围巾，说，谢谢。老人轻轻地摸索着往脖子里围，老人围得很艰难。女人说，阿姨，我帮您围吧。女人为老人围上了围巾，围得很严实，让那寒风吹不进脖子里。女人还说，阿姨，您是要往前面走吗？我送您过去吧。老人脸上挂起笑容，说，谢谢你。女人扶着老人缓慢地往前走，③天还是冷，冷中却跃动着一丝暖意。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暖意。

    ⑤这是电视台做的一个节目，老人是电视台请的一位演员，表演得很到位。演员在这条短短的人行道上行走了一个星期，没有人怀疑她是假的老人，也没有人关注过老人。女人是这个星期最后一天出现的。电视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了愿意帮助老人的女人。

    ⑥这个节目很快就在电视台播出了。

    ⑦同时播出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个诈骗故事：一个未经证实的儿童募捐，竟引发了全市高达数十万的捐款，若不是警方的及时介入，捐款数额还在不断地增长。为什么我们市民的防范意识是如此的薄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发出善心善念踊跃捐款呢？如果需要捐款的不是孩子，是老人呢？

    ⑧两个故事放在了一起播放，是刻意，还是无心之举？

    ⑨这个节目什么都没评论，只是原生态地播出了。

    ⑩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这个城市一下子多了许多主动帮扶老人的年轻志愿者们。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9日，第11版，有删节）

说“忍”

陈子展

    ①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这话本来不错。因为他只教人忍小事，当然权衡轻重，以成就大计划，忍耐小事件为是。倘若对方要使你的大计划弄不成，那就不是小事，只要你还有做人的血性，一定忍无可忍了。比如他看见鲁国当权的季氏在家里擅用只有天子可用的八佾乐舞，就气愤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②五代的冯道以孔子自比，他忍性的修养工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相传他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牵着一匹脸上挂着一块写有“冯道”二字布的驴子，这分明是在取笑他了，他看见了也不理。

    ③俗语道：“宰相肚里好撑船。”唐朝有一个叫做娄师德的宰相，就留下了唾面自干的故事，活活描出了为着做官，不惜忍受一切耻辱的心理。

    ④明朝大儒白沙先生有一篇忍字箴道：“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立至！”他要学张公艺百忍，可惜他不曾做得宰相以忍治国，他只能学张公艺以忍治家。从家到国，都离不了一个忍字，中国民族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伟大民族了。

    ⑤这个忍字，真可算得咱们唯一无二的国粹。忍的哲学，道家发明最早，老子的不争主义，就在于能忍。自从佛家的哲学传到中国，老子的哲学又得一个帮手。相传释迦行禅，在一棵树下兀坐不动。有鸟飞来，把他看做木头，就在他的发髻里生蛋。等他禅觉，才知脑袋顶上有了鸟蛋。于是再行入定，直到鸟蛋已生鸟儿飞去，他才起身。此故事虽未必为真，可是佛家忍性的工夫，实在比道家高了许多。

    ⑥六朝道家佛家的思想最有势力，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最倒霉。宋朝虽说好像是儒家思想最占势力，其实一般道学家戴着儒家帽子，却穿了佛家道家的里衣，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也最倒霉。明朝道学号为中兴，而儒家贩的还是佛道两家的货色，即消极的哲学，懒惰的哲学，不求长进的哲学，中国民族又倒霉三百年。我虽然不一定要把两千年来受异族侵略倒霉的责任，通通推在道家佛家乃至号为儒家的道学家身上，但这三派思想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液，三派所最注重的忍性修养工夫做得愈精进，愈深湛，就愈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族性。因此这个在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也就愈成为最适于被侮辱被侵略的民族了。

    ⑦记得清儒张培仁说：“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惺然着忍，则省事多矣。”

    ⑧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水无伤。和者，众人以为狂风骤雨，我则以为春风和气；众人以为怒涛，我则以为平地。这也像是说忍耐与和平两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难怪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民族，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伟大民族。

（原载《太白》杂志，有删改）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