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不忍的句号
迟子建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三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的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
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累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然而,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
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四月份来到青岛。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嘴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四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他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
(摘编自迟子建《云烟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