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新时代的国风与家风

戴兆国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曾论及中国的国风。他在谈论抗战的时候，指出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保持着“退而不溃”的态势。在局部上中国面临着失败，但是却永未被敌人所破。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都是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组织力，在于中国人的道德力。这种道德力构成了中国的国风。因为中国的国风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所以中国注定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而言，中国的国风既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儒家和墨家的严肃表现在，对家国和各种民间组织的信心。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够以中国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被外邦人所欺凌，这是儒家和墨家的积极精神。道家的超脱又能够让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放得下，满不在乎。积极的严肃的精神是负责任的担当，超脱则是能够放下的担当。这样的国风几千年延续下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心理和坚韧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国人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困厄，而不至于消沉。这样的国风促使中国人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面对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人在传统国风的感召下，勇于改革创新，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新的时代。当然，维系优良的传统国风，我们还需要建设优良的家风。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国风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家风的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细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时代的家庭都需要一种普遍的家庭道德。传统中国人所提倡的孝老爱亲的家庭道德就是这一类。孝亲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道德要求，是维系家庭和谐的纽带。在孝亲之外，家庭成员还要将孝亲的美德扩大到家庭所在的民族和国家。这就是忠。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同时代人的美好事业，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古人虽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是，只要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尽到孝亲、在社会上尽到忠诚的职责，两者就可以得到统一。因为这是家风最为基本的要求。一个孝老爱亲的人多半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人，一个忠诚于民族和国家事业的人多半是大孝于家庭之人。家风的最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形成优良国风的基础。

    时代变迁带来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家风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新时代的家风自然要脱去传统社会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压迫和苛责。随着现代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解体，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家风就不再适应时代，而要代之以民主、平等、和谐的家风。传统家庭依靠家长的权威加以管理，现代家庭则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彼此平等交流，共同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中的长辈和晚辈、平辈之间需要保持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家庭具体事务上要具体协商。目前中国家庭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让老人空巢，不要让孩子留守，这是当前家庭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好的家风的最为突出的标志。可能有人会说，外出打工、工作繁忙、工作特殊等等都会导致一些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深知，一个总是不完满的家庭，往往就是有缺陷的家庭，就是家风有问题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没有好的家风，就会失去对家庭道德的遵守，就可能给家庭成员的发展带来反面的影响，也会给社会带更多的问题。古人说：“家和万事兴。”当家庭出现了问题，当家风不醇正，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与其追求一种破碎的“成功”事业，做一个不完整的“成功”人士，还不如坚守一份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一个安宁的港湾。当一个个家在平静中度过岁月，作为大家的国也就会稳定如初。

    家风影响国风，国风也影响甚至决定家风。家风是从社会各个方面和角度吹出的人情之风。当人人走出家庭，带着家的温暖，装着家的期盼，怀着家的未来，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才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民族国家就一定能够建成。国风中的道德力能够影响家风，家风中的道德力也能够影响国风。当国家政风清明、学风向上、文风大振，民风一定醇美，家风也就会醇正。光明清正的国风，醇美和谐的家风，应该是我们盼望的时代之风。

（取材于2014年2月13日《中国文化报》）

手机文学

    手机文学还只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手机文学首先是手机短信，它必然要受到信息容量的限制。一般来说，一条短信的内容被限定在70个字（包括标点）以内，这就要求手机文学具备内容精短、富于艺术张力的特点。

    手机文学的创作要精心选择艺术视角，不能有“云山雾水”之感，而要有“寸铁杀人”之功。手机文学的艺术视角最忌寻常化、模式化，循规蹈矩的创作思路是难以适应这种文学机制的。手机文学的语言必须精彩，具有视觉爆发力。这就如同演话剧一般，要求每句话都有挠到痒处或刺到痛处的艺术效果。语言的精彩体现在形式上，往往是讲究音韵协调、句式齐整之美，凸现优美凝练的视觉表层效果，此外，戏谑、悖论、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艺术表达的内在张力，使得精短的语言如同利刃一般瞬时间穿透读者的心灵空间，刺激读者的心理空白。其实，手机文学的艺术张力，既体现在“变化的文本”自身体制与功能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平衡之中，也体现在受众的原初心理与阅读期待心理之间冲突达成的平衡之中。这二者的张力结构之间又形成了互为引发、互为促进的互动效果。也正是在这种双重的艺术张力的影响下，才满足了市场经济语境之下渐趋浮躁的阅读需求。

    手机文学不是文学的大餐，而是文学的点心。点心虽小，却别有风味。手机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承载多厚的社会内容，获得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只要取得“开心一笑”、“快意一笑”、“会心一笑”的艺术效果，或者说就是要达到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效果，就“心满意足”了。

    手机文学，说到底是技术消费时代对文学产生冲撞的结果，也是文学嫁接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结果。走产业化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手机文学的初衷。“无边信息萧萧下，不尽财源滚滚来”。下载、发送成为事关手机文学命运的两件大事。就传统文学来说，手机文学在技术时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下，难以避免要犯下“两宗罪”，也就是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

    在产业化境遇之中的手机文学，体现了鲜明的商品性。显然，手机文学作为传统文学视界的话语空间，还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它游离于商品与文学之间。更确切地说，手机文学有着“双重身份”，商品性是其隐性的因素，也是本质的东西，而文学性则是其显性的因素，是表象的东西。手机文学要获得较大的受众群，必须掀起一定的从众消费浪潮，而媚俗求利则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而过分的媚俗求利的做法，会使手机文学的艺术个性、审美品格也会随之丧失殆尽。

    手机文学在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双重影响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变了质”的手机文学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因而，不能不说，手机文学悄然兴起的背后也隐含着文化的缺失与忧虑。

（节选自《文汇报》）

汉代的“达人”

    “达人”作为社会称谓，很早就已经出现。《左传·昭公七年》记录了鲁国贵族孟僖子推崇“礼”的一段话，其中称孔子为“达人”。他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了臧叔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臧叔纥认为“达人”的出现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关系。他的所谓“圣人”如不当世，其后代必有“达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达人”称谓比较早的记录。“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有某种颇相亲近的关联。

    汉代人说到“达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贾谊撰写的一篇文采特异的文章。他在《鵩鸟赋》写道：“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写作：“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达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体相近的，都是说通达之士。“达”就是“通”，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常识。《仪礼·士昏礼》“下达纳采”，郑玄的解释就是“达，通也”。

    东汉晚期，“达人”的出现比较密集。所谓“月旦评”形式与士人阶层对风誉的普遍追求，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后来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他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

    汉末作为社会称谓的“达人”，通常的涵义大约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有名望的人。一位于天文占相“无不精微”、作卦预卜“其言皆验”的方士管辂，在一位退职返乡的官员王经来访，就他卜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难之言”时这样说：“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由王经的身份，可以知道当时“达人”称谓的涵义。管辂这里所说的高踞于“小人”之上的“达人”的“达”，推想已经隐约有显达的意思。但是汉代“达人”称谓的“达”的涵义，并不宜与“穷”“达”的“达”完全划等号。

    大致在更晚近的时代，“达人”这种人称符号似乎又有了特别重视名誉的层次，即俗语出风头、得风光的意思。唐诗所见卢照邻、权德舆、孟郊等，都可以说依然继承了古意。然而储光羲以及卢纶等人的诗句所见对于“名”的追求，似乎体现时人对“达人”品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达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荣标志，与汉代“达人”风范是有所不同的。虽然郤正《释讥》关于“达人”的文化品质也说到“身没名灭，君子所耻”，但是对于“名”的迷恋如果超越常限，自然会完全背离汉代“达人”的人生原则。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 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晴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