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时期的人而言，神拥有极大的权威，而人则对其心怀敬畏。《国语·楚语下》便记述楚国大夫观射父之言：“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在很多情况下，先秦典籍所提及的神只是泛称而已，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类别和形象。幸运的是，《国语》中的一段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神之具体情况的机会。在《国语·周语上》中，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周惠王便就此询问内史过。内史过回顾了王朝兴衰之时的诸神：“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内史过列举的诸神包括融、回禄、梼杌、夷羊、鸑鷟、杜伯以及此次降于莘的丹朱之神。诸神都是何方神圣？依照韦昭的注解，融即是祝融，《郑语》中称其是黎，也即是《左传》所说的颛顼氏之子；回禄本名吴回，是火神，又有说其名黎，与祝融为同一人；梼杌是鲧，即禹的父亲；夷羊是神兽名；鸑鷟则是凤之别名；杜伯是周宣王大臣，被其冤杀；丹朱则是尧之子。

    由此可知，至少在这段叙述中，可进入神这个序列中的，不仅可以有夷羊、鸑鷟等神兽、神鸟，还有宗神人神，即使人死之后同样可以被称为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灵，如《周语下》记载东周王城边的谷、洛两条河交汇在一起，周太子晋称之为“二川之神”，可见神也包括河神之属。因此，《国语》中的诸神首先包括祖先神，人鬼亦可称为神，还包括自然神，如河神等，而神兽、神鸟之属也可称为神。

    在《国语》中，诸神很多都拥有某种形象，并以其形象降临人间。有神兽、神鸟状貌的，还有杜伯为人形而“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而鲧则在另一处《晋语八》的相关记述中化为黄熊的形象。内史过所说的丹朱凭依王后之身而生穆王，与历史上众多的感神迹而生的故事大体类似，而从“夫神壹，不远徙迁”，以及之后派丹朱之后狸姓往祭来看，对丹朱的祭祀也符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规则，因此丹朱大致属于宗神之列。依据殷商至周的宗祖神观念，他们死后都是在帝左右的，《国语》也多有这类叙事，如《晋语二》记载作为天之刑神的蓐收是少皞氏之子该，开口即是“帝命曰”。在虢公梦中，蓐收的形象是“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而之所以知道此神是蓐收，主要是因为史嚚据虢公梦中形象占卜所得。既然可以通过形象而知道神名，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某一神的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其实，《晋语八》鲧化为黄熊的事例也是如此，晋平公生病而梦到黄熊，郑国大夫子产根据黄熊的形象而知此神应为鲧，并建议其祭祀夏郊。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需要通过多识多闻之人的介绍才能知晓神名，这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诸神形象还没有形成普及性的知识。

(摘编自张永路《<国语>中的诸神形象》，有删改)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危机淘汰了很多落后的，再一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正是危机的不断刺激，才有世界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才有不断地创新。中国不得不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依然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技术是人家的，中国依然在一个极低的层面加工产品，而且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原料、资源和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被动的，不仅挣不到很大的利润，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负担会很重，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或者核心应该是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自李义平《中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材料二：

    制造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活跃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较快发展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兼之人民币升值、油价和运费提高等因素，“中国制造”赖以依存的低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应对挑战，一方面，要提高传统产业、成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合作体系；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完善在职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的素质；要鼓励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摘自李晓华《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

材料三：

    品牌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企业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为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品牌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与其发展规模和地位不相匹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并未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企业更依赖利用大批量生产与批发式销售的商业模式来实现企业财富的增长，凭借增加要素投入和加强成本控制来获取成功，而忽视了通过产品、服务和自身形象的品牌化塑造来提升企业价值。

（摘编自张厚明《“中国制造”走“品牌强国”道路》）

材料四：

    今天，当世人以全新目光打量中国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中国制造正在把优质、精品、创新等关键词刻印在铭牌之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作出重要论述。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突围破局之路，可以体会中国制造被赋子的新的时代定义中国制造，当以创新为灵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国制造，当以品质为生命，没有优良品质，制造强国的地位就无法确立。像对待生命一样重视品质，以工匠精神锻造世界品牌，中国制造才能焕发新的生杋活力。中国制造当以人才为根本，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摘编自辛识平《新定义“中国制造”》）

    客家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物化体，不仅被建筑学家誉为民俗建筑史上的奇迹，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艺术家及众多的游客为之陶醉。

    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围屋以龙南县的最集中和最具有代表性，形式上最全，除大量方形围屋，还有半圆形的围拢式围屋，近圆形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的村围；定南县几乎各乡镇均有围屋，但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河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砌有女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作殊死抵抗。

    客家人是聚族而居的。从其最简单的一明两暗三间过，发展到两堂两横、三堂两横、直至九进十八厅那样的大房子，无不体现其成组向前、向左右不断扩展、延伸的特点。此模式在选址开基之时，就藏下了其发展的势头。这种扩展性反映了客家人希望子孙发达，开拓进取，不断向前的心愿。但无论房屋发展到多大规模，始终是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体量规模、装饰档次，各横屋和次厅均不能逾越。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慎终追远”的心态。

    客家围屋讲究室内外空间的渗透与交融，追求人工与天然的统一，追求理与情的统一。如门前长方形的禾坪，禾坪前半月形的池塘，后面的花坛，这样，由建筑、山水、花木寄情托性组成颇具诗情画意的画面，体现着一种有情调的感性色彩；门口的红色对联和窗户上的各色窗花，则又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既有激情澎湃的旋律，又有委婉舒缓的乐章，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围屋是以防卫性为主要特征的民居，如何使围屋易守难攻，是造围屋者苦心孤诣之外所虑的重点。如厚实坚固的围屋墙体，大多外包砌砖石，内皮三分之二厚的生土墙砌至顶层楼时，便收分成环形的“内走马”，以便作战时防御用，就此便体现了两方面的构造艺术：一方面既保证了易受攻击部分墙体的坚厚度，又利用了上部不易受攻击而显得过厚的墙体，做成了一圈“内走马”，另一方面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争取到了实用的防卫空间。

（摘编自张玉玲《中国传统建筑——客家围屋》）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识：“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但褂子在别的朝代也出现过。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全身穿戴红衣红饰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是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这说明了宝玉的地位在贾府中较高。而地位高至后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材料一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摘编自弗罗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

材料二

    青年正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阶段。青年由于自我意识不断强化，成长成才目标日趋明确，文化道德修养逐步提升，这使得他们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行为方向、方式、方法日趋稳定，对行为效果和目标的预判能力逐步提升。当前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因素也广泛影响当代青年精神价值追求，对外开放使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对比、交汇，拓宽了广大青年的文化视野；互联网的普及把不同时空、各个领域的信息及时、全面地展现，增强了广大青年对信息的分辨、比较、选择的能力；社会竞争的全面深化在考验青年的承压抗挫能力的同时，也不断激发青年奋斗的激情，挖掘广大青年的潜能。‘正是社会的开放性、信息化、竞争性与民主性，赋予了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稳健性，使他们能站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与面向未来的高度观察、思考问题，并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当代社会流动变动加大，偶然因素增多，突发事件频繁，各种风险不断，缺乏生活经历与社会经验的青年面对这些客观影响，容易产生思想矛盾、心理冲突、情绪波动乃至行为偏激、冲动，对青年的身心健康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可以说，处于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时期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时相对稳定和成熟，有时又易变和突发，有一定的冲动性。

（摘编自朱白薇、郑永廷《论当代青年精神追求的基本特征》）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自觉成为中国梦的传播者与践行者，要以责任诠释“新青年”，以行动践行中国梦。

    如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同样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国家兴旺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国家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心系国家更是每个有志青年理当肩负的责任。青年人在逐梦之时，应该紧跟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将个人梦融入中国的梦。惟其如此，青年人才能因这梦想的共振，而更有激情，更具力量，更具使命感和成就感。历史的经验表明，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有梦，则国有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人人有责，青年尤甚。

（摘编自蔡虎堂、张继春《托起中国梦——中国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