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习尚的巨大改变，尤以嘉靖至万历年间最为明显，这一社会变化带有全国普遍性，以江浙地区最为突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江南地区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以丝织业为核心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出口增加；大量海外的白银流入内地，货币的增加极大刺激了消费，导致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高消费成为时尚，文献中记载的奢靡风俗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嘉靖万历时的《余姚县志》以及《余姚江南徐氏宗谱》生动而细致地记载了绍兴府余姚地区的这一风俗变化，使我们看到了社会变化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观念的影响。

    由于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进一步依赖市场，物质欲望迅速增长，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消费首先冲击了现有的身份等级秩序。服饰不能反映身份，女性方面“求乞之妇、贱艺之妻、奴婢离主而居，媪妪秽行而淫者”与士大夫妻女头饰相同；“星卜商贾、俗子村夫、艺流博徒辈”无不戴巾，而且“无论上下贵贱，悉皆有号”，与士大夫浑然无别。时人的心态令人担忧，“且有无一缗之产，而制服数缗之衣”，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这样的社会图景，迥异古昔。

    明代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还表现在士大夫数量的激增。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至明中叶数量庞大，江浙又是科举制最为发达的地区，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而引人注目。士大夫阶层的壮大，使其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士大夫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是奢华风俗的推波助澜者；另一方面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官府的要求又促使他们成为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地方志是从批判的角度记载奢靡风俗的，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

    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宗族组织迅速普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与士大夫组织宗族进行制度建设，移风易俗，以维护社会秩序有密切关系。士大夫响应国家推行乡约的号召，使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所以风俗的重大变化与宗族组织的普及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而理解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离不开对于士大夫动向与特性的把握。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良永远打败邪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宣纸——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宣纸”作为纸张名词的出现，始于唐代。其时嗜画成癖的大理寺卿张彦远在他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及，所指应是宣州宣城郡所产的贡纸。这是以产地为名的宣纸的由来说。

    宣纸的制造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晋说、唐代说、宋代说、清代说各不相同，《中国宣纸史》著者曹天生认为，宣纸创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曹氏的依据，出于《小岭曹氏宗谱》对宣纸生产的记载，以及明宣德年间所制造的皇室监制的加工纸——陈清款宣纸，即为青檀皮所制的真正的宣纸，其质量为其他种类纸所难以比拟，与宣德炉、宣德窑一样，被称之为“宣德纸”，这是宣纸的另一种命名方式。

    宣纸与其他种类纸张之别，首在用料，即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水质、药料，并使用特殊手工技艺而造出的宣纸，方能成为真宣。曹氏有据可查的推论有其道理，但也有疑问。如果说晋代便有楮皮纸、麻纸、竹纸等类似于宣纸的纸张诞生，其时所造之纸尚有新疆楼兰出土的“罗布淖尔纸”，甘肃武威出土的“旱滩坡纸”，以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魏晋时纸”，当然还有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中期的灞桥纸、马圈湾纸、居延纸等等，这些用不同原料造就的纸可谓年代久远，而最适于造纸并造出上好宣纸的青檀皮是久已有之的植物，为什么到明代才有人用来造纸？如果说宣纸是唯一以青檀皮为原料作为标志，那么，唐代的宣州贡纸是否均为青檀皮所造？其中是否有青檀皮纸？若有，则该是早年的真宣了。如果以小岭制造宣纸的写于宋元之交的《曹氏宗谱》作为宣纸创始的依据，恐怕有割断历史之嫌，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佳宣纸即曹氏宣纸的创始期，而未见记载的或已难以查考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我看来，宣纸的创始期只能存疑，尚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宣纸制造所用为檀皮的韧皮纤维，纤维长度在一点七至三点七毫米之间，且百分之八十的纤维长度十分接近，因而成纸匀度好。电子显微镜下，人们发现其纤维细胞壁分布诸多细密且均匀的皱纹，与纤维长轴向平行，故宣纸着墨时，易留住笔痕、墨迹，淡墨与水会沿着皱纹沟槽向外逐步渗扩，形成不同层次；重笔时又自然分界，互不溶混，造成主体感；再加上规整的檀皮长纤维与草浆短纤维均匀交织，使水墨扩散均匀，无锯齿形辐射状态，正是这样的特征，鉴定了宣纸为中国书画的最佳用纸。在观赏一些中国画时，浓淡相宜，满纸云烟水汽，这是宣纸留住了水墨，渍渗晕染，生成空濛缥缈、淋漓尽致的气韵与妙境。真宣所用青檀，以泾县的皮质最好，且生在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

    宣纸的制造，于青檀皮和稻草的纸浆中，还需掺入杨桃藤（即猕猴桃）的汁液，被俗称为纸药、滑水。杨桃藤汁是纸浆中的悬浮剂，能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让捞出的纸厚薄一致，结构紧密。

    自然，宣纸的制造是离不开水的，泾县的泉水清醇洁净，浑浊度为零，四季长流，水的硬度低，水温低，故能使宣纸不惹灰尘，洁白度高，并能延长纸的寿命。所谓纸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看来，真宣之所以在泾县的制造达到极致，是因其得天独厚，皖南山区特有的最佳青檀和稻草，纯净的泉水，适宜的气候，吸纳天地之灵气，承受日月之精华，加之人的聪明才智，安能不出绝无仅有的真宣！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堂入室。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由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交通，各种扰民以及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摘自《百度百科》，有增删）

材料二：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摘编自《以史为鉴，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