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教材的因与革

王海波

    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的《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沿用长久，其实就是对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如《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帮助儿童确立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它还讲述了官员的道德修养要求。以律令和官员道德修养要求教育儿童，也符合读书人入仕的理想追求。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头，《易传》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为唯一宗旨的朱熹的《小学》，其嘉言、善行两章也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纯正蒙求》《龙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诗文写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诗文技能教育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学教材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应对也十分迅速。因此，诗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动蒙学教材变革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如汉代，“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大量识字及作赋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汉赋主要艺术手法是铺陈相类事物，《急就篇》罗列相类事物词汇，类似于铺陈之法，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其主要考试文体是律诗、律赋。无论律诗、律赋，都讲求平仄押韵，且以切韵为准，这就需要应试者掌握切韵。《千字文》尚可以提供对仗的学习，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了，因此，《急就篇》开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编排历史故事的时候，采用了切韵，并且四对八句一韵，这样就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欢迎。

    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也增加了论。因此，《三字经》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写，文字没有辞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叙述或议论，而它在议论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段完整的议论。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品格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中华美学精神”在体现“中华性”的同时，融合了多样性的思想追索，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例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主导性理想，就是强调生命活动的内在和谐性，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沉浸和投入，讲求天、地、人相合。这种内在和谐性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再如，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人生的改造与提升，突出文艺活动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这一理念贯穿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内涵的一部分。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当代条件下，“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

    时代在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变，文艺批评的具体对象和价值指向也在变，不变的是贯穿文艺实践始终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绝非简单的“民族形式”外观修饰，而是从内在精神层面凝聚、升华而出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风格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价值构建。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应该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时代生命力的一种具体把握。

    当前，要求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加具体地贴近当下生活现实，更加充分地表现大众的生活情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具体深入地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的境地。这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艺审美功能的具体实现，而且体现了对文艺的文化功能与历史传承功能相统一的要求。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进入20世纪以后，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这样一种思想探索，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妤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城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街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材料一：

    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201 9年，46个重点城市将继续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投入，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介绍，2016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134家中央单位、27家驻京部队和各省直机关已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 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 8年对46个重点城市的入户调查结果，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家庭占38. 3%，较201 7年增长11. 4%。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乐群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快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分类技术设施标准；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推动立法加强源头减量，提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水平。

    （摘编自中国网2019年6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年上海市闵行区市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调查报告》）

    材料三：

    受访者认为影响自身垃圾分类的原因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材料四：

    苏州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0年就开始在市民中推广垃圾分类理念，201 7年被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确定为全国首批4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今年年初，我市起草了《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同时制订了2019年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行动方案，提出至20 19年底，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80%，基本建立分类垃圾收运及处置体系。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键要做好以下工作：一要让新科技手段助力垃圾分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就变得简单易行。二要让新管理制度促进垃圾分类知行合一。推广垃圾分类，必须采用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管理措施。从国外推广经验来看，强制的处罚措施，也是确保．垃圾分类高效完成的必须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奖惩结合，扭转市民知而不行的现状。三要让新生活理念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要重视垃圾分类理念的宣传工作，具体到操作层面，必须做到线上线下结合。

（摘编自王嘉言《改善环境，从把垃圾分类当作习惯做起》，《苏州日报》2019年6月5日）

    材料一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经过两年不断的深度“学习”，如今已具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27个化名，在报刊、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中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毫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不仅具有IQ（智商），还开始具有EQ（情商），并且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模型有这样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要求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该模型通过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开发都是围绕着任务驱动型、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那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材料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的整套艺术生产逻辑是基于数据，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开始加入情感激发和随机化模块，但创作的内容仍然是从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组合而成，这种重组方式不能称为情感化的艺术创作。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以小冰的绘画作品为例，乍一看，颇具“艺术色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作品仍然难以摆脱元素堆砌的痕迹。就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小冰所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建筑”“人”“家具”这几个模棱两可的元素上来回重复。而即便是输入“城市”这个关键词，小冰依旧会把城市跟椅子、时钟这类元素联系到一起，画作也不算完整，甚至过于抽象。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内心情感，才能试图揣测一件艺术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材料三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当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基本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文化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技能应用的领域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冰已经为许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2800多小时的节目。

（取材于《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2日13版）

材料一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2023年初，电视剧《繁花》热播，上海黄河路成为剧迷们追捧的热门景点。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又将新疆北部城市阿勒泰展现于公众视野。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形象和文化推广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影视创作的支持力度。这种“双向奔赴”的态势，对推动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光明日报》2024年6月19日）

材料二

“古城，变没变？”面对笔者的问题，常年从事文保工作的方楚兰答得直接：“格局一直没变。”潮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城。站在城墙上望去，韩江、韩山立于前，“850多岁”的广济桥横卧江面，老城内街巷纵横，一条牌坊街成为古城文旅特色区的“中轴线”……高处有城楼城墙，近处有江水古桥，内里有小巷老厝，从高到低、由远及近、自外而内，古城格局充满了“立体感”，尽显魅力。

漫步广济桥，上面的部分亭台楼阁被开辟为潮州非遗展室，非遗传承人在室外开展常态化演示，增强与市民游客的互动。把活化利用放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大格局中，摸清底数、厘清层次、创新手段，有利于释放文物价值，让文化魅力直抵人心。

62岁的郭金耀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古城的点滴变化。在他看来，牌坊街的每一个牌坊都有故事，讲好文化故事能让游客感受深厚底蕴。文化根脉的跳动是实现活化利用的驱动力。一座城、一条街，要促进文旅发展、商业繁荣，就必须做好文化这篇大文章，让更多人知道文化的根、感受文化的脉。这就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文物载体、文化遗产、文化业态相互交融、互促互进，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晚上没事了，沿着古城走一走，真是有灵气！”茶入盖碗，沸水冲泡，郭金耀一边展示潮州工夫茶，一边笑谈日常生活。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让传承千年的文化浸润在城市肌理中，如此，古城定会绽放新光彩，持续“潮”起来。

（摘编自李洪兴《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原汁原味”》《人民日报》2024年6月18日）

材料三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江西南昌方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茶馆里座无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演出现场氛围升温。台上相声演员长褂一甩，抛出精心设计的“包袱”，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品茶、一边互动，品味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体验感“拉满”。让旅途充满“文化味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旅行时的选择。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头戴簪花、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古城找寻“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踪迹；跟随电影《长安三万里》在陕西西安感受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转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文化体验越来越成为他们注重的旅游内容。一项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的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目的地时，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看重旅游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如历史积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文旅”在“旅”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融合，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是文旅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貌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这也恰恰构成了各地吸引游客的独特文化魅力。因此，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需要注重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旅游走红，许多县城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这背后，既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县域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日渐成熟等共性因素，也在于不少县城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吸引了游客目光、提升了旅游品质。在河北正定县，独具韵味的古城、古香古色的巡游表演，让“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在湖北竹溪县，立足非遗山二黄戏曲打造的武陵不夜城给游客带来充满国风和烟火气的独特体验。从实践来看，只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不“复制粘贴”、避免同质化，才能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推动文旅融合，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对文化进行呈现，而是要在守住历史文脉、文化精粹之“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目的。比如，参观博物馆渐成风尚，许多观众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在深入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布展，用好智慧导览、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新手段，以深入浅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文物故事。再比如，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借助新潮的玩法、丰富的民俗、个性的文创“出圈”，密码也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守正创新，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历史文化更加可感、可知、可参与，这同样是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的内在要求。

当前，旅游业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更好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既符合广大游客期待，也将孕育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摘编自邹翔《“文旅”在“旅”也在“文”》，《人民日报》202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