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未来7年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来说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摘编自“网易”“新浪”“凤凰网”）

材料二：

芯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最大“黑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均超过2000亿美元，甚至长期超过石油进口额。2017年，这一数额达到了260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的1932.6亿美元。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杨光表示，危机肯定会刺激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但想依靠国产芯片帮助中兴渡过危机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且有些必要的学费恐怕也是绕不过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比如SG开始这几年，国内芯片恐怕还是要靠国际市场供应。

（摘编自《“芯痛”背后国产芯片征途漫漫，“中国芯”短板何在》，2018.4.19《新京报》）

材料三：

    美国商务部日前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一事件给中国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促使科技界和更多企业以更长远眼光，谋求更自主、自强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追赶的态势愈发突出，在不少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可燃冰开采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成就足够令人自豪。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以及中国日益迸发出来的科技创新潜力，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掣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并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时时警醒。“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这一在深刻洞察基础上发出的自强之声，应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念兹在兹的信条，让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根基更牢固，步伐更坚实。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坚持不懈的深入研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芯片、发动机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相信，国外的封锁从来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外人越是“卡脖子”，我们越要加速厚植创新土壤，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一系列重大科技进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突破，是立足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一方的技术封锁而选择自我封闭。在持续深入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其中自然也包括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中国融入世界的意愿坚定如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加快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步伐。

    中国科技当自强，靠花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在充分认清与强国差距的同时，我们要对自身的成绩和发展潜力有充分认识，更要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实现更多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4.21，有改动）

    材料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 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 亿至5 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 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多种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 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材料二：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5—10 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200—300g 黄金，1000—3000g 白银，100kg 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一吨金矿石的黄金含量。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商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消费者也会经常和回收商产生分岐。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材料三：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还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今年3月，在推出iPhone7 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 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旧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材料四：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

    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

    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

    材料一

    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

    直到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让国产电影开始看到生机。《英雄》火爆背后的制度背景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国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彻底结束了中国五十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但它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逐渐爬升到2009年的62亿元。

    （摘编自杨林《十一五启动中国电影院线体制改革票房五年翻倍》，2010年12月16日《新京报》）

    材料二

    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17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在票房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大院线以爆米花销售为代表的卖品业务更是表现强劲。从多家上市影视公司近期公布的2017年年报来看，其卖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成为各大电影院线重要的利润来源。

    近期，上市影视公司纷纷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记者分析万达电影、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幸福蓝海及上海电影等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相比于电影放映10%左右的毛利率，卖品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迭70%-80%。以横店影视为例，2017年其卖品业务毛利率为75.24%，实现利润约1.86亿元，是其电影放映业务利润的两倍。

    （摘编自邱海峰《“爆米花经济”为何持续走红》，2018年05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院线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一，进入壁垒。一是规模经济壁垒：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相同或相类似规模的院线企业数量众多，各院线拥有的影院数量相差不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市场集中度下降，逐渐有更多的小企业加入，这也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显著，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容易进入市场并迅速成长。二是产品差别壁垒：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影片排片和附带性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品牌忠诚度，所以这类壁垒主要体现在影院放映设备和地理位置上。三是政策法律壁垒：根据《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来，虽然院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对于影院规模和资本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二，退出壁垒。当电影院线企业退出这一行业时，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场地，这些配套设施的专用性较高，价值不能完全被收回，甚至被搁置，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就是该行业的沉淀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影院线企业的退出障碍，形成一定程度的退出壁垒。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电影院线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行为分析》，2017年12月23日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摘编自《2017年中周院线行业市场现状分析》，2018年5月3日中周产业信息网）

    材料一：

    在电子商务日益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架起了海外网购的桥梁，可谓“万里买卖一网牵”。然而随着境外网购商品模式在中国持续走热，境外网购商品安全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境外网购食品交易的特殊性，跨境电商、海外购等主渠道门槛太低，使得监管要比一般的食品复杂。据说，中国各地检验检疫部门截获的带有有害生物的国际包裹数量大幅上升，因此对维护国内生物安全形成压力。同时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看不见的战线上有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安全系数。

    随着跨境电商、海外购等方式代购食品的交易额逐年增加，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加大。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失，《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将境外网购食品销售者列入约束的对象，这使得境外网购食品方面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国从国外进口食品进来之后，一般都在口岸检疫，并发有检验检疫证明。而海外网购的食品大都是直接从海关发往邮局再交给消费者，与正规进口的产品相比少了一道检验检疫程序，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不仅海外网购食品质量和安全性无法保证，而且消费者一旦受到侵害时也不知该如何救济，往往投诉无门。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舌尖安全不可小觑。因此，以法化解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势在必行。

    （摘编自《中国防伪报道》）

    材料二：

    “网红食品”之所以成为“网红”，不仅在于它独特的造型设计、新颖特别的口感，还在于它迎合了人们的猎奇消费心理以及满足了社交需求。诚如有人总结的，“网红食品，看着卖食物，实则是卖情怀，它们不常活在舌尖，却常活在我们的朋友圈、微博中”。然而，由于网红食品多在朋友圈等自媒体传播、推广，这给了一些黑作坊可乘之机，毕竟，自媒体上的点赞和夸奖往往让人难辨真伪。更进一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知名度与安全度恐怕并不构成正比关系。恰恰相反，越是“红”，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可能越大。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网红食品具有“短平快”的销售特点，其成名快随之而来的销量增加也快，而其食品加工和安全保障能力往往无法满足成名后高涨的消费需求。此外，个别网红经营者确实存在“赚一笔就走”的投机心理，那么食品安全自然难以保障。因此，越是“网红”越应当引起关注，加强监管。

    保障网红食品的安全，需要监管部门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发力。监管部门要主动对监管体系进行升级，在新形势下探索更为精细化、信息化的监管方式。消费者则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之前务必在质量方面多留点心。于经营者而言，应该知晓要想有效把注意换影响力，终究还是要靠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对安全的绝对保障。否则，网红食品成为“凉凉食品”是迟早的事。

    （摘编自《深圳晚报》）

    材料三：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基本态势与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主要面临以下挑战：①源头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②生产经营组织转型任务艰巨。③人源性风险治理难度较大。④多重风险相互渗透。⑤部门监管的协同协作仍需加强。⑥食品供给和安全质量不平衡。

    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①要持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②要进一步大力发展绿色食品。③要深入推进全程无缝监管。④要继续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⑤要不断深化监管体制改革。⑥要充分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合力。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及形势分析》）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