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的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2%）。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

    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

    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

    现在的校园贷“申请便利、手续简单、放款迅速”，导致的是“信息审核不严、高服务费、高违约金”问题，而大学生年轻冲动，虚荣心强，金融知识匮乏，防范意识薄弱，这些因素持续堆积，乱象就不可避免了。教育部、银监会等部委曾多次发文提示校园贷风险，多地地方金融局也下发配套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百般呵护下，一些大学生依旧没能逃脱非法校园贷的“魔爪”。这从客观上证明了大学生的借贷需求旺盛，只有为大学生提供渠道畅通、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金融借贷服务，让校园贷在法治化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对于“校园贷”问题，除了加强监管，更要精准打击，必须及时补上漏洞，严格区分合法借贷与金融诈骗，对某些打着校园贷的幌子给大学生“挖坑”的借贷平台，该取缔要取缔，该重罚要重罚，不能手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遏制校园贷乱象的蔓延，并保障其健康、良性的成长。此外，大学生也要不断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同时少些虚荣心，避免过度透支消费。

（来源：2016－10－21《经济参考报》）

材料二：

材料三：

    校园贷乱象触目惊心，如何解决？答案是打开校园贷的“正门”。

    据报道，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5.6%，授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中银E贷路校园贷”最高贷款金额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不会自律规范，即使靠制度约束和形成常态化的风险监控，短时间内也难以奏效。更重要的是，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也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的信贷平台已成为大学校园的必需品。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正规军”进军校园贷，除了强化了大学生们的信用意识，还降低了校园消费的风险。此前那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几乎全都是采取诱惑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审批就让大学生们掉入彀中。

（2017－05－25中评网）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进入校园分期市场。不少平台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在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权衡营业状况后，选择主动清盘停业，由于这部分平台待收较小，容易完成清算，主动停业或许是平台良好退出的不错选择。“校园贷”本质上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具备其应有的工具价值。如果接受“校园贷”服务的对象能够挖掘其价值，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校园贷”是利大于弊的。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马骏认为，校园贷市场肯定不会消失，因为需求存在，近段时间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建议平台更加规范。对于校园贷平台适合转型的方向，马骏认为，可以随着毕业生的发展轨迹进行转型，比如目标客户为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这样也能有效地控制平台成本。

（来源：北京商报）

材料一：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的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外，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微信等平台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编自2017年4月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摘编自2017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

    材料一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经过两年不断的深度“学习”，如今已具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27个化名，在报刊、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中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毫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不仅具有IQ（智商），还开始具有EQ（情商），并且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模型有这样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要求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该模型通过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开发都是围绕着任务驱动型、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那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材料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的整套艺术生产逻辑是基于数据，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开始加入情感激发和随机化模块，但创作的内容仍然是从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组合而成，这种重组方式不能称为情感化的艺术创作。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以小冰的绘画作品为例，乍一看，颇具“艺术色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作品仍然难以摆脱元素堆砌的痕迹。就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小冰所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建筑”“人”“家具”这几个模棱两可的元素上来回重复。而即便是输入“城市”这个关键词，小冰依旧会把城市跟椅子、时钟这类元素联系到一起，画作也不算完整，甚至过于抽象。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内心情感，才能试图揣测一件艺术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材料三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当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基本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文化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技能应用的领域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冰已经为许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2800多小时的节目。

（取材于《光明日报》2019年06月12日13版）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与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契合之处，这使得继承革命文化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文化源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信互助、上善若水、天人合一”等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美德追求。这些优秀道德基因和价值元素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就革命文化而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都体现了爱国、为公、自强、勤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弘扬。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论，其基本理念和内容如爱国、诚信、友善、和谐等，也都充分体现了对忧国忧民、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崇尚和合等中华传统美德的辩证汲取和发展，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

从内容上看，革命文化内容丰富，既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人格、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的综合，又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心理的重大文化成果。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凝结着高尚的道德资源，还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真理文化。它从形式到内容，从表面到深层都蕴含着民族的独立与国家富强等政治目标，社会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共产主义价值诉求，敬业奉献、艰苦朴素等精神品格，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都有着相通和契合之处。这意味着弘扬革命文化其实就是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和精髓，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理解。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精神文化系统，虽然在不同时空出场，但若将它们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二者在目标导向上有着共同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致力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革命文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在革命时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坚定革命信念，凝聚革命力量，齐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支撑。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重温和发扬革命精神，是为了激励民众克服改革阻力和困难，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宗旨就是引领与整合多元价值，树立共同的价值标杆，抵制各种错误价值观，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汇聚精神动力，从而助推民族复兴目标实现。由此可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还有着共同的长远价值目标，在“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两个重要方面保持了高度统一。这样的内在统一性有助于彼此产生深度共鸣，从而助推革命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田旭明《革命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材料二：

怎样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认真做好这一工作，要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下苦功夫。

第一，在认识上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特别是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任务、方法途径的认识，打好认识上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文化工作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使得我们对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增添了新的认识。

第二，在实践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将其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也只有当红色革命文化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所以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复杂工作过程。建设这一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主要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

总之，凡是有利于发展繁荣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事，都应当而且积极主动地开展起来。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之事也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在实践，重在行动，重在从我做起，重在从当下做起。

（摘编自荣开明《红色革命文化：内涵、特征与弘扬》）

材料一：

屏风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样式，其出现很早。东汉文史学家李尤在《屏风铭》中对屏风的特点进行了描写：“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可以作为摆设，使用时应陈设张立，亦便于收纳。屏风可以阻挡凉风邪气，抵御雾气露水，屏风已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家具，而是承载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具体象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多首诗中写到屏风：“____”白居易提示出屏风的另一功能，即将屏视作绘画的载体——画屏。

挂轴于唐末五代被发明之前，中国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两种媒材是手卷和屏风。巫鸿在其主编的《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中写到二者之间有两大区别：一是它们不同的“媒介特性”。手卷是时间性的，需要观者以手操纵，逐渐展开；屏风却是空间性的，特别是那些正反两面都绘有图像或题有文字的屏风，更是必须在分隔的建筑空间中观看欣赏。古代画家和工匠利用画屏的这个特点，常在其正反两面描绘和书写彼此呼应的图像和文字，以传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或美学趣味。另一区别在于二者不同的使用场合和服务对象。手卷画的创作是为了观者的独自阅览，而画屏则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既可出现在

现实生活中，又用于陪葬或装饰墓室。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便体现了以上诸多特点。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了建于北魏延兴四年（474）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司马金龙墓的彩绘漆屏屏风正面的画面题材多为列女，有《周室三母》《鲁之母师》《班女婕妤》《启母涂山》等。这些典故大都出自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周室三母》出自《列女母仪传》，画中的三位妇女，容貌矜庄，衣带当风，有着雍容华贵的气度，自汉代宫廷起就有了以列女图为装饰的屏风。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上承先秦两汉遗绪，下启隋唐。李清泉在文中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绘屏风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活中解读。在日常生活中，坐姿的改变导致了屏风尺寸、结构的变化。当时的床、榻家具并不普及，随着人们起居习惯的转变，原本的席地而坐慢慢转向以床榻为坐具的盘腿坐和垂腿坐。进而出现了以屏风和榻结合而成的新型家具——屏坐榻，并在之后广为流传。从目前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屏风实物资料，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赋予这类屏风载体的不同文化趣味。对于画屏中图像的研究，以及画中所绘的屏风物像的研究也为思考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物”和“绘”的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例证。巫鸿提出，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人已经把屏风作为更大的画面和图像程序中的有机因素，或使用屏风图像分割和规划空间，或用以突出画中的主体人物。唐代开始对屏上画面有了更详细的表现，使之成为整体图像程序中的“画中画”。这意味着屏上的画面和屏外的图像之间发生了种种互动，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绘画的内容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吴雪莲《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陈设的地点”，是《物绘同源》这本书的缘起与背景。2019年巫鸿本人在苏州博物馆主持策划了“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这成为本书的起源。

在我看来，此书存在双重面向。第一层，是巫鸿面向外部世界的对话。作为配合展览而出现的学术研究文集，这本书是巫鸿作为一个学者型策展人，将短期专题展览与长期学术研究进行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展览本身具有极强的视觉观赏性，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展线设计和文字说明，予以展示和分享；另一方面，研究仍需付诸纸面，依托完整的文本论述予以梳理和讨论。可以说，“画屏”展览很好地实践了学术研究与展览的相栖共生。此外，

配合展览、但比《物绘同源》一书早半年推出的，是一本画屏立体书——《奇妙的屏风世界——画屏：传统与未来》，这本书围绕巫鸿对于屏风的解读展开，选取六幅“屏风入画”的文物，在书页中添置三维的屏风卡纸，使得阅读体验更为立体和可爱，可以视作不错的科普故事读物。

第二层面向，或可认为是巫鸿与自己的一次对话。巫鸿早先已出版过《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着重探讨屏风在其绘画语境中的功能和意义。彼时，巫鸿已提出屏风在传统中国艺术中具有一种 “三位一体”的身份：作为三维空间中的物体，屏风可用来区分建筑空间；作为二维平面，屏风可用来绘制图画；作为画中所绘的图像，屏风可用来构造画面空间、提供视觉隐喻。这种将屏风视作“建筑形式”、“绘画媒材”与“图像符号”三位一体的观念，指涉了屏风作为图像载体和图像本身的双重身份，更进一步，这种“重屏”反思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传统中国绘画的自我知识必须是双重的，同时是对媒材和再现的指涉。

（摘编自戴若伟《中国古代的屏与画： 面向外部的对话，面向自我的梳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