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节选）

（毕淑敏，．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作家王蒙曾说，毕汝敏是“文学的白衣天使”）

主持人：经过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淑敏：一是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人们特别需要心理帮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感吧。

主持人：对于所有的咨询者来讲，您对他们的帮助帮到什么程度，您自己就觉得满意了呢？

毕淑敏：我确认咨询者的内心经过成长，他们对心理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思考，而且他们觉得可以离开咨询师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了。我们就结束咨询。

主持人：和几百个人面对面的交流之后，您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毕淑敏：我变得更尊重人了，因为原来觉得，按照我的逻辑，这个事情是想不通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主持人：两年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一本书，可能至少要十几万或几十万人读到它，而您做心理咨询师只接触几百人，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觉得小了一点？

毕淑敏：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我的生命曾经和几百个人的生命发生过如此深切的碰撞，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经历了。

（在做了两年时间的心理咨询师之后，毕淑敏又退出了这个行业，继续专注于文学的创作）

持人：做过直接面对病人的那样的心理医生，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

毕淑敏：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给谁看和不给谁看，我真的陷入一种特别大的愁苦之中了。我那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挺痛苦的选择，也许我要换一种方式，把我的那种感悟和启示，用文字来表达，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也许一句两句话可能会触动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这次心理学学习，对写作的影响又是什么？

毕淑敏：那种影响好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原来要写一个人物会非常辛苦地去设计他，对于人物，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自信。现在是，现实中有一个现成的人，我只是把他描绘出来就行了。

主持人：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

毕淑敏：我觉得在文学里其实是有多样人生的，如果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能有同感，能有心灵的激荡，包括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们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我写作时其实没有去想文学是否具有治疗的作用，我只是想，那些生活中的人物，他们感动过我，我愿意用文字把他们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

主持人：您不管是做作家还是做心理咨询师，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些人的生命，这是不是您做这些事情时一个心理上很大的成就感？

毕淑敏：一个生命和一个生命密切的接触，这个过程是神圣和庄严的，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挑战，包括对我自己的反思，我也会有很多错误，很多不足，可是我依然对人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抱有非常高的敬畏和热情。

（选文略有删改）

材料一：（参考消息网12月6日报道）港媒称，中国官员在广东的一个环保论坛上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空气污染类别中都排在世界首位，包括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碳排放也是如此。媒体援引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的话说，要在明年之前实现中国减少污染的目标，需要投资1.75万亿元，但投资缺口给这一行动带来了巨大障碍。

    在近日举行的“2016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王金南说：“几乎所有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在全世界排放量都是第一，整个大气的压力前所未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雷文说，近10年来，国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来看，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并没有得到最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工厂不严格执行环保标准成为污染的主要原因。雷文说，虽然中国大部分火电站都安装了先进的过滤装置，但工厂的燃煤未受到很好监管，它们继续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工信部下属的赛迪研究院说，2015年非电工业领域耗煤量约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46%，这些工业炉窑的环保标准没有火电行业严格。王金南还说，环保投入不足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承诺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但近几年真正投入环境保护的没有那么高，大致只有1%左右。

材料二：（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阮煜琳），中国新闻网）中国大范围空气重度污染天气持续，多地采取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企业限停产等措施强力应对。环保部表示，各地积极作为，保障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应对效果初步显现。

    从目前看，北京市实际PM2.5日均浓度比预测值明显下降。由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污染积累速度变缓，重污染发生过程较预测结果有所推迟，峰值浓度有所降低，启动红色预警的23个城市污染程度均较预测有所减弱，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污染程度下降。本次空气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六省市均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积极组织开展应对工作。环境保护部派出了13个督查组对各地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督查。督查发现，部分企业、工地未严格落实停产停工要求，还存在露天焚烧治理不到位、小企业违法排污等问题。环保部督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依法严肃处理。

环境保护部表示，将加大督查力度，严厉打击顶风作案的违法排污行为，尽最大努力减轻重污染天气髟响。

材料三：（2016年12月18日，新京报）今秋以来最严重一次重污染来袭。京津冀及周边40个城市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其中北京等23个城市发布红色预警。17日，环保部通报，13个督查组已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6省份，于16日全部到位，展开督查工作。昨日，本报记者随环保部第四督查组在山西临汾及运城督查发现三家化工、焦化企业存在超标问题。

    昨日13时，走出临汾西站，笼罩着灰白雾霾的空气里弥散着微呛的气味，空气质量指数(AQI)342，属严重污染。督查组工作人员指出，微呛气味的形成来源主要是二氧化硫，作为中国知名的焦煤基地，临汾坐落着多所焦化厂，虽然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脱硫改造，但在较差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之下，污染物难以稀释、扩散和清除，地方政府仍然面临着企业运转与环境治理的矛盾与压力。

    为应对本次红色预警，此时的临汾市区已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各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燃煤锅炉等都实施了管控措施，不承担供暖任务的20蒸吨及以下燃煤工业锅炉、荼浴炉一律停运，至2017年3月31日水泥企业一律停产。

    督查发现：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曾在15日夜间至16日凌晨二氧化硫超标排放8小时．最大超标倍数1.2倍。此外，万鑫达焦化有限公司和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个别时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存在轻微超标现象。

    环保部第四督查组组长、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傅德黔要求存在问题的企业加强保洁和煤堆场喷淋设施建设，同时加强运行管理，控制生产负荷，确保达标排放。临汾市环保局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并决定对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实施从重处罚。

今日，第四督查组还将在临汾展开随机督查，随后将前往运城。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再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我国1G-5G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摘编自《新华社》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一：

       地震预警系统是利用具有更快传播速度的电磁波在地震波到达前进行预警的。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测或预报，而是指在地震发生以后，根据纵波和横波之间的时间差，和地震波“赛跑”，来赢取捉前预警的时间。地震发生最初时，跑得快的是强度较小的纵波，速度约每秒5～7公里，而破坏性更大的横波由于传播速度相对较慢（约每秒3～5公里）则会延后到达。地震监测仪器检测到纵波后传给计算机，即刻计算出发震时间、震中、震级等大致信息，有关部门可以抢在横波到达前通过电视和广播发出警报。电视广播依靠的是电磁波，它的速度比横波速度要快得多。另外，地震预警系统是一个全自动的物联网，在主要地震区布设密集的地震预警监测仪，可实现发出全自动秒级响应的地震预警警报，民众据此及时避险以减少伤亡，重要工程紧急处置以减少经济损失和次生灾害。

——摘编自董威《地震倒计时来了，预警是这样实现的》，人民网，2019年6月21日

    材料二

       地震这一典型的突发性自然灾害近年来因其爆发的频繁性和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日益受到关注。地震预警系统的研发，为减少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但现实中阻碍这一可能性提升的一大因素即是公众的预警应对。尽管目前政府、学界等对预警应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但公众个体却鲜被关注，而这一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应对过程将最终决定个体紧急避险的效果。

学者 Michael K..Perry和 Ronald W.Perry提出的防范行为决策模型（ Protective Action Decision Model，简称PADM）提出了关于公众在面对灾害预警时一般表现出来的序列式反应。当灾害预警经由环境或社会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出来之后，实际上个人的前决策过程即已开始。预警信息本身不会自发地启动适当的防护型行动，只有当公众接收、关注并且准确理解了预警信息，防范行为才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前提下，个体开始进入感知阶段，分别是危险感知（发生概率和结果的感知）、危险应对感知（可选用的防范行为感知）和社会利益相关者感知（影响其行动选择的利益相关者感知）。这些感知为防范行为决策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与环境因素一道促成了最终的应对行为的形成。其中环境因素或推动公众采取其本不欲施行的应对行为，或阻碍公众采取其欲进行的应对策略。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体可能会越过某些阶段直接进入下一阶段。比如，当预警信息极为可信或预警方极为强势时，即使对于为何采取这种防范方式或哪种防范方式更为合理没有任何解释，也可能会得到即刻和绝对的服从。

    （摘编自陈琳等《公众应对地震预警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有关方面着力打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震预警系统。过去10多年间，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地震预警网。目前，该网已延伸至全国，覆盖220万平方公里和90%的震区人口，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地震预警网络，并已成功预警四川雅安芦山7级地震、四川九寨沟7级地震、云南鲁甸6.5级地震等50多次破坏性地震。

但做好抗震减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由于平时宣传不到位等因素，面对各类媒体突然播报的地震预警信息，一些民众对其识别度不高，在忧惚间错失防灾减灾良机。有的民众虽然能第一时间识别预警信息，但由于平时缺乏相关应急演练经验而不能及时做出科学应对。因此，要大力加强对地震预警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普及工作，组织开展基于预警信息的抗震减灾演练。

畅通预警信息渠道是提高预警效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地震预警信息具有极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其发布要严格遵守法律，获得授权。目前，经过前期的努力，在一些地震多发区，地震预警信息已经获得了在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发布的授权许可。

做好抗震减灾工作还必须切实提高工程质量，严格落实建筑抗震等级要求。地震预警原理决定了震中也就是破坏力最大的区城是预警官区，其抗震减灾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建筑本身的质量。在能够获得地震预警信息的受灾区城，民众采取的各种避险抗震减灾措施，其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建筑质量等为依托。因此，落实建筑抗震等级，确保建筑质量是抗震减灾的根本之道。

（摘编自张保淑《地震预警为中国减灾争分夺秒》，《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6月22日）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

材料一：

随着算法推荐成为信息分发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即算法加剧了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泛化。由于缺少直接观测信息茧房的量表，所以需对信息茧房的公认特征进行剖析。

在信息供给端，当前，传统媒介、社交型媒介、算法型媒介等不同模式的传播渠道并存。不同媒介的信息分发各有侧重，满足着用户不同维度的信息需求。例如倚重人工的传统媒介，强调社会共性信息解决，通常扮演了“压舱石”的角色。而社交媒介则成为各类偶发性信息与意见交换的重要场所。因此，媒介使用的多样性意味着用户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与观点，为了解和评估事实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

但是，对算法持负面态度者坚持认为，算法型媒介通过刺激多巴胺分泌致使用户成瘾，并“收割”用户有限的空闲时间。这种时空的侵占降低了用户与其他类型媒介接触的可能，信息渠道变窄，使媒介多样性受到影响。

在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的世界图景都只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不是世界本来应该拥有的样子”。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等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

认知均衡理论认为，网络带来了信息大爆炸，面对复杂纷乱的信息，人们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为缓解心理焦虑，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或既有经验进行筛选和过滤，以保持认知的平衡。技术忧虑者担心算法推荐加剧了上述心理认知，用户将信息选择的权力交给算法，算法根据用户惯习投其所好，形成所谓“过滤气泡”。

如果“过滤”仅涉及个人的娱乐爱好，倒也无可厚非。但算法忧虑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算法的“价值无涉”可能等致舆论治理的危机，尤其使得传统媒介“压舱石”功能失灵。但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于不同信源的信任程度并不一致，用户未必就相信自己日常接触的媒体。

在人工智能主导信息分发的时代，所谓把关的权力并未轻易让渡给智能算法，而是通过开放算法原理、加强人工审核、优化推荐系统，引入专业内容生产团队，为算法持续注入了人本与理性的价值。

实际上，信息分发所依赖的算法，已具有越来越多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算法型信息分发平台很少会使用同一种算法，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所具有的社会构造，从信息流动来说，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

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中，传播的主导权掌握在新闻媒体手中，媒体控制着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新闻文本的“解码”者而存在。算法则将媒体的传播主动权部分分流到了受众手中，使用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的议程设置者。同时，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与个性是各不相同的，经由算法推送的新闻经过用户的分享，使得多种声音同时存在。

（摘编自喻国明：《算法是信息茧房的缔造者，还是打破者？》）

材料二：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生活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层层过滤、慢慢引导、逐渐上瘾、摆脱不掉的“阿得拉社会”（阿得拉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聪明药”）正在全方位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智能过滤机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封闭性——用户被孤立和隔绝，个性化的过滤泡里只有你一个人；隐蔽性——你置身于过滤泡内部，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强制性——算法的决策权在过滤程序手里，你无法选择，也无处可躲。

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确认偏误等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指向“信息过滤”的问题。然而，在智能时代，当这个问题以过滤泡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忧虑在于，当这样的信息过滤机制成为常态，我们该如何生活其中？

首先，要分清“技术趋势”与“技术事实”。技术发展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激发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大的趋势，同时还蕴藏着多样的可能。在未来，过滤器将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技术趋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掌握过滤技术的实践主体考虑公共利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其次，在自动化时代要保有“健康的怀疑精神”。在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生命知识”。我们沉浸在被“编排”好的知识体系和感官体验中，也在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种“健康的怀疑的精神”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再次，要敢于反视结构，能够反思自身，信息理论家维纳有句名言：自然世界由“无数可能与信息有关的人”组成。这句话阐明了两层关系：在一个信息和控制主导的世界里，人是由与信息相关与否的关系来定义的；而这样的关系形态，最终被建构成了“自然世界”，取得了合法且坚固的优势地位。

最后，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关注个人应有权利。算法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存在着技术门槛和社会边界，但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生产；它使用技术语言为现实世界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是一个多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网络”。

在过滤泡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科技公司、程序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对算法进行了集体建设。虽然目前阅读和开箱算法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算法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关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保持对这种“在20世纪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技术形式的了解、监督和评估，这也是成为数字公民的应有之义。

（编自方师师《如何在“算法过滤”的世界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