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作为首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为启动中国科幻影视工业奠定了基础。“它达到了行业很高水准，迈出了追赶好莱坞顶级制作的一大步。”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伙人李兆欣说。

    《流浪地球》的核心情感之一是传递中国人对家的眷恋之情。这是国人关于亲情、英雄、故园、家国的故事。影片中的春节、回家等情感元素，契合了春节档期的节日氛围。同时，电影把故事架构在浩瀚宇宙中，用具象化的电影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本土文化。导演郭帆表示，文化内核将是我们科幻文化的基石。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流浪地球》广受好评，说明中国的科幻创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由“单打独斗”的图书出版为主向“集团作战”的电影制作为主转变。高水平的作品、受众市场的培育、稳定的投资、科幻迷群体的增长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展的四大关键因素。这种转变所反映出的全社会科幻热情的高涨，也和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整体显著进步有直接关联。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一大步》，《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2月9日）

    材料二：中国电影整体上处在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的阶段，不少环节存在明显短板。

    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而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流浪地球》拍摄一度面临资金短缺等困境，是主演自掏腰包6000万才使之得以起死回生。这类“剧情”很难被复制。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特效制作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这方面我们的储备远远不够。

    近年来上映的美国科幻大片着眼的是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需要制度保障：一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二是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

    （摘编自《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新京报》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中国科幻的“中国”命题如何成立?导演郭帆希望能够在创作中尽量提炼出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元素，他曾表示：“希望中国科幻电影能够成为像中国的武侠片一样对世界电影史有一定意义的电影。”

    要世界接受中国科幻电影，全面复制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模式显然不可行。有人提出，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验——把民族特色、当代亚洲的都市体验与科幻的普世性相结合。

    另外，中国社会最近10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给科幻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利用这些体验去创作正是科幻电影本土化的契机。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前世今生》，《解放日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四：麻辣财经：《星球大战》等知名科幻电影产业链很长，衍生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流浪地球》在相关市场开发上，有哪些考虑?

    龚格尔(《流浪地球》制片人)：好苿坞动漫、科幻电影都有比较完善的全产业链条支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前，我国电影衍生品运营机制还不够完善，尚未形成包括科技研发应用在内的工业体系。不能太急躁，首先还是要用心把电影做好。《流浪地球》的后市场开发还没有深入详细的规划。

(摘编自《〈流浪地球〉金猪拱门，科幻产业成掘金新战场?》，人民网2019年2月11日)

    2月17日下午，故宫发布名为“紫禁城上元之夜”的元宵节灯会活动信息后，引发持续关注和抢票热潮，元宵节当晚的灯会活动预约票几乎是“秒光”。在18日0点时，再尝试登陆故宫门票预售系统时，甚至已经无法打开网站。一场传统灯会竟然能点燃如此巨大的参与热情，元宵佳节在如今所展现出的文化魅力，可见一斑。

    在传统节日中回归传统习俗、品味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今天许多人过节时的首选。不只是元宵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春节假期，许多传统的年俗和文化元素换个形式、换个空间，成了人们热捧的对象。在国家图书馆，小读者们可以参与写福字、画门神、换脸谱、做花灯、剪纸等体验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孩子们围坐在蒙古包里，亲身体验蒙古族小年祭火仪式，品尝麻糖、果条和奶茶等传统食品；在南京的一些老茶馆，不少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南京白局”“苏州评弹”“扬剧折子戏”等传统节目……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更让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放射出新的光芒。

针对以上材料，分析传统文化成为新时尚的原因。

要求：观点鲜明，表达清晰连贯，言之成理。（不超过100个字）

    材料一：暑期将至，一些家长开始为孩子安排暑假游学项目。所谓游学，是一种将学习和旅行相结合的学习交流方式。不少家长会为孩子选择国内或国际游学项目，丰富孩子的暑假。近年，游学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纷纷加入游学队伍。

    据统计，2017年中国海外游学人数约8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13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游学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而且，通过海外游学接触海外教育的人群已由原先出国留学为主的高中毕业生或是本科毕业生，快速扩展至中小学低年龄段学生群体。

    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让孩子报名去游学无可厚非，但游学越来越低龄化，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也去游学，年龄尚小的孩童，是否适合于海外游学，这值得商榷。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67名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生的家长的调查，53.4%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因自理能力差，不能照顾好自己；52.0%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小，去游学容易出现安全问题；29.1%受访家长认为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导致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海外游学项目，绝大部分消费并非孩子目前所需，也非学校要求，却是有关机构的热炒。海外游学现在似乎变为了“刚需”，甚至有家长认为不让孩子去游学，对不起孩子，也丢面子。

    其实，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并非“海外游学”一条路。家长应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仅抱有“别人去了，我们也得去”的想法，很容易变成“到此一游”。 

    （选自潘铎印《“海外游学”要量力而行》）

    材料二：

    国际游学用户游学目的

    用户参加国际游学的收获

    （选自《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70后、80后家长针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变化，游学市场增速明显。但游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一些旅游平台与教育机构推出的游学产品有“游”无“学”，价格畸高，内容注水，加之家长之间盲目攀比，游学市场一片热闹的背后，质量令人担忧。

    目前，海外游学市场行业门槛低、缺乏标准，大量机构涌入使整个行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业内人士张亮告诉记者，普通海外旅游产品毛利率一般在5%至10%左右，而海外游学产品则可以超过30%，高额利润空间对从业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游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行业规范和体系。在美国，正规夏令营任教的老师需要先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再持证上岗。在日本，游学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等机构会提供大量专业游学方案和服务。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游学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国游学机构、从业师资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则基本处于监管盲区。我国可借鉴一些国家的专门条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服务规范、师资监管等明确规定，重要的是要明确教育、工商和旅游部门的职能范围，同时建立游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考核，让游学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

    （选自《贴“游学”标签旅游产品就能涨价，游学市场质量堪忧》）

    材料四：近日，启德教育在北京发布《启德游学年度调研报告》，报告以客户服务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及合作机构数据，对小学、初中、高中及本科阶段的学生分别进行调研，勾勒出学生和家长眼中的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的模样。

    数据显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国际游学目的地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国际游学时间和价格区间的偏好上，学生和家长最多选择的是2周左右的游学，而4-6万为家长最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占比达到40.85%，这说明家长更看重国际游学的性价比。

    随着游学市场的蓬勃发展，各种游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但目前市场上的国际游学产品不外乎游学类、营地教育类、插班类、背景提升类四大类型。调研结果显示，背景提升类的项目最受欢迎，而营地教育类的国际游学深受北、上、广、深等城市的青睐。

    在选择游学时，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与高中、本科阶段的学生优先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游学对于留学申请的帮助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为学习和游玩的搭配比例，对于高中和本科学生而言，他们更关注学习部分的课程安排。这体现出身处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对游学有着不同的需求与期待。

    此外，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国际游学时看重的服务也不尽相同。高中和本科学生的家长，更看重与留学申请相关的服务，而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则更关注游学过程中对孩子的陪护照顾。 

（摘自郝孟佳、兰美娜《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什么模样——大数据来“解码”》）

    材料一

    “您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事项？”一句贴心的问候后，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和办理具体事项。这是桥西区大境门街道西岔社区为辖区居民推出的便民代办服务，大大的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社区居民事务代办是项新生事物，社区事务代办是社区面向居民展现社区服务居民的一种体现，它考验和提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西岔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小乐这样说。

    帮老年人代缴水电气费、替残疾人办残疾证、义务修家电。桥西区西岔社区自成立社区代办站以来，替居民办小事、管“闲”事，至今，已为900多位居民代办事务。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走进社区服务站办理各类事项，社区服务代办站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张家口新闻网《“代办站”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材料二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让贫困户精准脱贫，关键要解决好精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贫困群众自己能造血，自己能长肉。”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感慨地说。

    随着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稳步提高。

    “就扶贫对象来说，容易帮扶的基本都帮扶完了。尚未脱贫的，有的是因为残疾、重病导致劳动能力欠佳，有的是因为生活环境确实恶劣，脱贫缺乏条件，但也有极个别贫困户就想躺在扶贫款上睡大觉。”吴金笔代表说。

    吴金笔代表建议，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中，必须更精准地施行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缺乏脱贫动力的扶贫对象，要注重“扶志与扶智”，逐步减少直接补贴，引导他们勤劳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认为，今明两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更加艰巨。不过，越是如此，越要克服“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问题，注重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宁德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精准。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多年来，宁德历届党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工作，久久为功，如今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在建档立卡中，宁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根据不同贫困户的现实处境精准施策：缺资金的，就通过小额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缺项目的，就帮助引入符合家庭实际的项目；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就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采购等等。通过精准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改变生活现状的热情。

    （《经济日报》林灿《打通最后一公里》）

    材料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后一公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比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要让抗癌药进医院，把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做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顶层设计要见成效，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农村医疗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打通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等，都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如今常用来指代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政策措施有没有落到实处，各项工作能不能起到实效。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也正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导致政策不落地，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9年3月14日文汇时评《不让“最后一公里”梗阻百姓的获得感》）

材料一：

（李瑞，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赞，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瑞：众所周知，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但因其注重“在场体验”、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备受文坛瞩目。您认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是什么？

邹赞：非虚构写作是针对虚构写作而言的称谓，其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文本呈现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依据，很多非虚构写作的素材直接来源于社会热点新闻。二是运用文学表达手法，这是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消息、事件说明的重要标准，既然是“写作”，那就必然涉及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需要对内容真实的题材进行文学化加工，为之注入审美元素。例如，对“9·11”事件的消息报道可能只是一则新闻，但如果从文学创作角度对“9·11”事件进行深描，那就接近非虚构写作了。三是凸显创作主体的“在场”。非虚构写作格外强调叙述者的亲历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参与，叙述者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还注重表现叙述者的情感融入，即要对文本中的人物及事件表达鲜明的情感倾向。近几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或可作为例证，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农村儿媳”的自叙视角，记录生活在“丰三村”“风形村”“隘口村”婆家和娘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在微观叙事中融入对乡土社会变迁的反思，引发全国范围关于乡村问题及其未来图景的大讨论。四是边缘关注与人文情怀。非虚构写作强调对社会边缘群落的关切，让那些在主流叙述中处于无言无声状态的群体得以显影，比如丁燕的“工厂三部曲”，就是对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及其爱情故事的在场书写，让读者走近这些在宏大叙事中难觅踪迹的特定群体，展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多样化与情感命运的跌宕起伏。

李瑞：相比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晚近，它是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么？

邹赞：我认为首先要区分“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前者是文类/文体学意义上的命名，与虚构文学相对应，这种命名相当宽泛，其内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具体类型，在当下语境中还涉及一些难以用传统文类界定的文本，或可称之为“跨文类写作”；后者凸显一种书写行为，侧重写作的过程与实践。

李瑞：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给传统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学界广泛讨论。ChatGPT横空出世，其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对既有写作模式乃至学术伦理造成了严峻挑战，您认为它会取代作家创作吗？它会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严峻挑战吗？

邹赞：诚然，ChatGPT相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言更加先进，但从根本上说依旧无法代替人类创作。ChatGPT写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料库的丰富程度与程序指令的精确程度。但人是情感的动物，作家创作不仅是对语料的加工组合，更是一种情感交流与传递。我坚信，就算是再先进的AI技术，在情感表达上也始终无法与作家创作相提并论。

应当说，ChatGPT对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写作造成的冲击会更加严峻。但非虚构写作强调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与“在场”意识，往往依赖大量的采访、观察和调研，其文本构成常常根据需要加入一些“副文本”，如创作者与受访人之间的对话、现场照片、通过查询权威档案获取的注释文献等等。相比之下，这些元素较难通过人工智能发布程序指令来达到预期效果。

李瑞：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非虚构写作重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那么它承载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

卸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学一向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不应是躲在象牙塔内部的能指游戏，它需要以审美和艺术的方式传播积极正面的伦理道德，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非虚构写作应当提供反映社会现实变迁的微观镜像。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强调文艺的摹仿功用，更不必例举后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诗经·国风》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风格绵延至今。文艺必须观照现实、触摸现实、反映现实，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管窥文化风潮的晴雨表。同时，非虚构写作常常被赋予某种反思与批判意味。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指称，具体而论，是指创作者充分发挥其知识分子角色，以“向下”和“倾听”的姿态，针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社会生活展开辩证分析。最后，非虚构写作的终极价值，应当有助于激发人文学的想象力。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要与时俱进更新思考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将个体的经验与困境放置到社会结构中加以整体观照，认识到个体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非虚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融入表演民族志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验，通过典型个案研究及数据分析，思索并探寻特殊群体走出困境的可能。

（摘编自《李瑞、邹赞：“非虚构写作”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材料二：

村庄（梁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节选自梁鸿《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