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已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是耻感发生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选自《光明日报》）

写在舞台边上（节选）

黄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圓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诱人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画家，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蜓、蟋蟀、纺织娘……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的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等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躜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题。但遇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过。必以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员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谐和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腻也细腻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一一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身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法，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杨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固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十四到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彩的许多段落。人们都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彩纷呈。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店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贵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画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