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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西桂林市第十八中学2019-2020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针对学生及其家长不太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有建议指出,要在中高考中增加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这其实还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思路。表面上看,这可以提高学校、家长、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应对”考试的传统文化教育会偏离初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知,是很难通过考试考出来的。

    我国中高考改革都提到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是综合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让学生重视传统文化,需要综合素质评价在大学、高中招生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在推进中高考改革过程中,需要学校教育从传统的讲授、灌输,转变为更多的探究、交互,从过去重视结果评价,转变为关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学校教育也不能囿于教材、课本,而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借助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等,引领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多感悟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帮助其做一个承继传统的人,成为有根的中国人。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07日第2版)

    材料二: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

    材料三: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读书对张一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体味阅读。“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化,阅读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人们只能从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抽时间看一点儿。时间是碎片的,所以读的东西也往往是碎片的。但是,碎片的东西只能作为休闲和娱乐。如果要通过读书丰富和充实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的时间段去读整本的书,真正享受阅读的过程。”某一次出差去厦门时,张一清遇到一个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定期约见,交流阅读所思所得,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欣喜。在他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于阅读的热情不减。“现在出版的书太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个人起到引领的作用。”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上述三则材料虽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但均谈及了传统文化的话题。 B、材料一、三更多地关注学生,认为必须让学生重视阅读,重视传统文化。 C、虽然电视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但在这些人里,很少有少年观众因此爱上诗词。 D、《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原创文化电视节目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反映了社会文化氛围的升温。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认为我国中高考改革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很重要。 B、材料二以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为例,来说明传统文化要找到新的落点,就能焕发生命力。 C、材料二指出,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要亲近“下里巴人”,也就是要亲近群众。 D、张一清认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一节目的关注度、参与率越来越高,表明现在很多人愿意了解汉字,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
(3)、根据以上三则材料,谈谈传承传统文化的几种方式。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为杜绝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收视率造假现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日前在京宣布,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与此同时,中制协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三: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6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从1040万辆攀升至1.9亿辆,自行车的保有量却从6.7亿辆,急剧下降至3.3亿辆。汽车成为代步工具的同时,给城市交通和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居民的出行成本急剧上升。而随着2016年共享单车的出现,在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的同时,也在全国掀起了绿色出行,健身骑行的新风潮。

    摩拜提供的数据显示,共享单车的出现,直接使黑摩的的出行次数减少了53%。根据摩拜用户的问卷调查,共享单车出现前,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为40余单,司机日收入约200元人民币,共享单车出现后,黑摩的每天接单量下降到十几单,有70%的黑摩的司机转行。专家认为,“共享单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正逐渐替代“家用汽车+步行+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快速发展中的共享单车正改善着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模式,也对我国交通新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董城、李笑萌《共享单车:让城市变得轻盈绿色》,《光明日报》)

    材料二:

调查显示,被访者对共享单车投放后运营管理维护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7.8%和9.3%;有35%的被访者希望运营公司加大投入,解决投放后的运营和维护问题。

在使用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中,“车辆有破损”问题最突出,主要表现在:刹车失灵、车胎没气、掉链子、车把或车座损坏,有72.2%的被访者遇到过这种情形,其中有25.4%的被访者把它排在问题首位。

有58.4%的被访者在早晚高峰期间有过寻车困难的经历,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三位,其中有19.4%的被访者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

针对使用者素质问题,有70.5%的被访者遇到过车辆遭恶意损坏,在所有问题中位居第二位,其中有40.9%的被访者认为这是首要问题。

    许多被访者认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十分严重, 这无疑增加了使用者的寻车难度。还有部分被访者反映使用者随意将共享单车停放在人行道或盲道上,甚至直接将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这些行为不但破坏了市容市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出行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摘编自王海亮《四成人每天至少骑1次共享单车》,《北京晨报》)

    材料三:

    没有共享单车,“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出行难题;有了共享单车,交通秩序问题又惹人烦。“我国从‘自行车王国’转而进入汽车社会后,自行车的行车与停车空间被小汽车大量侵占,骑车出行的连续性、舒适性大打折扣。”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说。共享单车登陆、抢滩,短短一年,全国已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1000万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考虑到仍有不少大城市的远郊区县和中小城市尚未普及,规模增势一时恐难削减。目前,不少单车平台都建立了信用积分体系。如果有些市民总是不文明骑车,那么在注册时使用的信息可能被锁定拉入“黑名单”,不允许使用共享单车。专家建议,可以将其与政府主导的“信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互联互通,以实现数据共享和奖惩联动。

(摘编自刘志强《共享单车,如何骑得又稳又远?》,《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自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中医文化传延几千年,出现了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药名家,留下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学著作和《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药学著作。中医药并不局限于汉族医药,还包括中国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他们各成体系,各具奇效。20世纪50年代,小儿流脑、乙脑流行,中医成功地运用白虎汤和白虎加苍术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疗。在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以及2009年的甲型流感战疫中,中医药再次让人们见证了其特殊疗效。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及时参与病毒感染群众治疗,其治愈和康复效果更为明显。张伯礼院士团队观察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为5.15天,比单纯西医少2天;体温恢复时间为2.64天,比西医少1.7天;平均住院天数少2.2天,CT影像好转率高22%,临床治愈率高33%,普通转重症比率低27.4%。

(摘编自王守富《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谈增强中医文化自信》)

材料二: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激起“中西医之争”。否定中医的理由集中于“不科学”。那么,“科学”能等同于“合理”吗?谁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于欧洲之前,人类的想法和做法从来没有合理过。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后,实践中就只有这一种“合理”。而且即便在科学领域之内,其方法和结论也在不断分化和变革中。做科研的学者和从事临床治疗的西医医生并不轻易否定中医学,部分原因他们在长期的专业训练中成“科学精神”只说证据支持的话,对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事物保持审慎。倒是一些并不从事科研临床工作的“科普作家”,生搬“双盲实验”“安慰剂效应”等概念,以医书里有蝙蝠粪便这类耸听的药材为由,急吼吼地来“反伪科学”了。这体现了他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迷信。所谓迷信,不必是某种“信”的内容,而应是一种“信”的方式,比如:不承认有科技控制能力之外的事情等。

“合理”也分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质疑中医的人倾向于将其无法否认的治愈效果归为心理暗示。这虽是以偏概全,但中医的确不排斥心理效应,“情志”是重要的诊疗因素。

心理效应被视作对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干扰,但如果安慰剂会增强人的求生意志,若在生死一线间起决定作用,是否要采用呢?但凡进过手术室的人,都会给出跟登台演讲、键盘作文的人不同的回答。此次抗疫中,重症患者的意志力是关键性的疗愈因素。

中国传统医学与基于近代科学的西医学确有思想观念的分歧。西医的思维方式基于身心二分的哲传统,将“身”拆分为组织、细胞、蛋白质、基因等物质对象和转氨酶、血糖等物质指标,追求不断增强对物质对象的精确认识和人为控制。治病的思路是把病毒、癌细胞或者其他不良的物质实体精确定位,然后用药物、手术刀等人工手段把它们清除。中医则更仰赖每个生命体的自组织能力,方剂和针灸都旨在激活和加强生命本有的免疫和自愈能力,并把积累的经验凝固在其理论和操作体系中。这种思路擅长的不是定义和消灭病原体、癌细胞等,而是效变小环境,使其干不成坏事。

在此次疫情中,西医有时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尤其在涉及个体免疫力、自愈力和体质差异等方面,而中医则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最激烈的争议倒不在这些实践效果,而是在观念上能否相信中医合理。

不过,专精于研究物质实体的西医有其难以企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可积累可传播的知识体系。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一旦公布于权威期刊,全球的医疗界都能了解和应用。相对而言,传统中医的实践和理论都更支持个别化诊治。每个人,包括患者和医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度差异化的。大夫要摸索自己独有的模式并愈加精熟,所以“老中医”貌似更可靠。但这个特点让“可重复”“可证伪”和“可交流”变得困难。“说不清楚”在理想状态是“妙不可言”,但流于平庸则文过饰丑。不世出的高手因医术高超被传为神话,但水准高却不能只靠讲故事。意象化的概念体系要由扎实的技艺训练去承载,技艺怕失传,更怕“道”“气”等词语被各路“大师”用作蒙混的话术。

(摘编自孙焘《文化反思中西医之争》)

材料三:

根据经合组织(OECD) 2017年数据, 我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人) 为2.0, 美国2.6,日本2.4,欧洲国家多在3以上,奥地利则为5.2。即使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激增需求,我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也是相对不足的。此外,我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进程迅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7.0%已上升到2018年的1.9%。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我国这一数字将达26%。

根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而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中,更是只有少量的中医从业人员,且主要工作于中医科,并未真正融入各个专科,实现中医的全面参与。据2017年教育部数据,在医学教育供给体系中,医学类在校生数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为17万人,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13.7%。在西医院校或综合大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尽管中医学在防治疫情、慢性病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课程体系设置中,通常只有《中医学》一门课程,多则100学时左右,少则30学时左右。

(摘编自翟双庆《疫情“大考”背景下对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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