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耳醒之地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难尽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清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田边的一个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洪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二  笑脸

    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训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表动作——有一段时间我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目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成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

(两篇小品文都选自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黑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台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显得很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洋画片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泥玩具，多是些小动物，是王大爷自己捏的，涂上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欢迎。我常常一放学就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

    王大爷那时五十多岁，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王大爷的东西很便宜，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他赚的钱也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将近三十，还没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他头疼的是儿子以后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

    那一年寒假，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有一天，他在做玩具，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只小马吧。”他点点头。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捏出了．只小马的样子。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说：“一色儿黑，不好看，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说。

    第二天，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百爪挠心，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天，小街上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乔治的心愿

（美）亨利·斯莱萨

    “祈求我的心愿赶紧实现，快让第一中心银行遭到抢劫吧。”乔治心中默念着。

    六年来，从他到西威市第一中心银行做助理柜员开始，每天晚上他都要重复这一举动。现在他早已是一名正式柜员了，还有一整只现金箱归他使用。但他发现，自己需求的并不是什么职位或者头衔，而是金钱——发出脆响的绿色美钞。

    可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从眼皮子底下拿走一叠叠厚厚的钞票。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银行遇到劫案。

    很久之前，他就想出了这项简单的计划：如果说有一名劫匪甲抢劫了银行柜员乙，又如果说柜员乙交给劫匪甲一笔钱……谁能知道劫匪甲从柜员乙那儿抢到多少钱？有什么方法能阻止柜员乙私吞了所有剩下的钱，并宣称钱全被劫匪甲抢走了呢？

    下午两点，银行大门忽然打开，乔治满心期昐的劫匪甲走了进来。

    这个戴面罩的男人一进来就摁了手里的一个小盒子，监控镜头开启状态的小红灯都熄灭了。男人用沙哑的嗓音叫道：“抢劫！”说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可怕的黑色转轮手枪。

    “快！”劫匪说，“把钱都交出来！”

    乔治按捺住内心的狂喜，把手伸进现金箱，从最上层的格子里取出所有的纸币，差不多有六万美元。乔治把钱从窗口递了出去，劫匪贪婪地一把夺过来，塞进口袋，转身走了。

    乔治冷静地掀开现金箱，把最下层格子里的大额钞票尽可能多地塞进自己的长裤口袋。

    “欢迎下次再来。”乔治想。然后，他晕倒了。

    当他醒来时，担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是不是被搜过身了。他装作无意识地把手放在长裤上，轻轻拍了拍，还好，都在。然后，他把手放在地板上，对围着他的那些挂念的脸露出微笑。

    主管贝尔说：“乔治，你脸色不太好，看看医生吧。”

    “我没事。刚才的一切真是太可怕了。我想回家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后，他安全地回到自己家中，开始清点口袋里的钞票：七万五千美元。

    第二天早上，他一到银行，就发现银行今天没有对外营业。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的情绪格外高涨，一点也不像遭受过损失的模样。同事告诉他行长伯罗斯先生找他。

    乔治来到伯罗斯先生的办公室：“先生，您找我？”

    “是的！快进来吧。”伯罗斯神情欢快，“想让你见个人，乔治。”

    乔治一眼就认出椅子上的卡拉先生，银行的前任行长，目前担任银行董事会主席。这个快七十岁的老绅士冲着乔治揶揄地笑道：“小乔治，昨天的遭遇把你吓坏了吧？”

    “卡拉先生，我很好。”

    “那就好。”卡拉轻轻笑着，“小乔治，昨天对你来说真是一场冒险啊。你看，抢我们这么一家小银行实在是太容易了，对吧？”

    “先生，您的意思是？”

    “哈哈。”卡拉一边说，一边挠着下巴，“小乔治，真抱歉，我吓坏你了，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好主意。这主意现在看可能比较蠢，但我觉得大家都有收获，对吧？”

    乔治不自觉地摇起脑袋。“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卡拉乐得拍了拍椅子，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头套。他把头套蒙在嘴巴上，哑着嗓子说了句：“快！把钱都交出来！”

    伯罗斯放声大笑起来，可此时的乔治却如坠冰窟。

    “那……抢走的钱呢？”他的喉咙仿佛堵住了。

    “哦，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卡拉说，“我把钱统统放回你的现金箱了，六万美元一分也不少。”

    这时，他们身后的门打开了，主管贝尔的脑袋探进来。“伯罗斯先生，”他神色严肃地说，“经过核查，我们发现，现金少了七万五千美元。”

（有删改）

你演奏吧

（保加利亚）兹德诺夫卡·伊芙提莫娃

    “别拿走我的单簧管，万科，求你了。”伊万说，“你还记得有一回我用这个单簧管为你的爸爸演奏吗？你爸爸的肋骨疼得要命，但我为他演奏了一曲之后，他的身子一下子就舒展开了，关节也能活动了。”伊万穿着一件磨破了的棉衣，手里紧紧攥着一支老旧的单簧管。这乐器已然历经沧桑，褪色的表面上到处都是划印。

    “你已经在我这儿赊了整整几个月的账了，伊万，”柜台后面的男人说，“到现在你连一毛钱都没有还给我。”

    这个男人身处在一个逼仄的房间里，算是咖啡馆、酒馆和便利店三合一的店堂吧。他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万科，把稻米、白糖和面包卖给村民就是他平日的营生。

    穿破棉衣的男人抚弄着单簧管黯淡无光的音键，“我会在你儿子的婚礼上免费演奏，我会在你所有表哥表弟堂姐堂妹的婚礼上免费演奏，我会在你族里所有老人的葬礼上免费演奏。别把我的单簧管拿走。我儿子这阵子正在学呢。他在街上听到什么调子，就能在这乐器上立刻摆弄出来。”

    “你不应该这么贪杯啊，伙计。为什么你不去意大利找份工作呢？你早就应该去赚钱。”酒馆老板说着就伸手去拿单簧管，“我儿子还小。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婚。”

    “那会儿你为你儿子搞了个生日聚会，我为他演奏，一毛钱没收，你老婆听得都哭了。”单簧管手伊万说，“还有，牙医把你那颗烂牙拔出来的时候，你没求我过来给你演奏吗？你的嘴肿得跟一个枕头似的，是我吹着小曲儿给你止了疼。”

    “你给我止了疼是因为我们一起喝醉了来着。”万科打断了他的话，“而且在你搞定这件事之前，你把我最好的一瓶白兰地给喝了。”酒馆老板嘟哝着，伸手去拿单簧管，“看看这个！它只配扔进垃圾堆。”酒馆老板一脸厌恶地摇着头。

    “你可以拿走……你愿意的话，我去把我的冰箱给你拿来？”

    “那冰箱本来就是我的，伙计。我把它扔出去，然后你去把它捡走了。我才不要那个见鬼的冰箱呢。”

    “那就把我们厨房里的桌子拿走吧。它几乎是全新的。你看怎么样？”伊万问，新的希望让他的嗓门也响了起来，“孩子现在正学着怎么吹单簧管呢。把这玩意儿从他手里拿走该是多遗憾的事情啊。兴许将来他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呢。如果孩子他妈看到孩子没有了单簧管，会把眼睛哭瞎了的。”

    “我可不会喝得烂醉如泥，如果我真的对我儿子能干上音乐这一行特别在意的话。如果我想要我的儿子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懒得要命呢，伙计。”

    “你不能把我的单簧管卖给任何人，万科。它有年头了。它是我爷爷的，这你知道。他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希腊的雅典都用它演奏过。后来我爸爸在索菲亚用它为矿工们演奏过……”

    “没门儿。再说什么都没用。还有别的什么我能从你这儿拿走抵账呢？”酒馆老板喃喃抱怨道。

    “那我能在晚上过来吗？”伊万问，一边解开破棉衣的扣子，“我把单簧管从墙上拿下来，就演奏那么几分钟，就几分钟。”

    “你觉得我看上去像是疯了吗？你保准会把我的客人们吓跑的。”

    酒馆的门打开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羸弱男孩走进来，他的个头可比酒馆的柜台还矮呢。

    “有其父必有其子。”酒馆老板嘟哝着，“曼诺，去告诉你妈，我不能再赊账卖给她白糖了。你爸爸会把单簧管留在这儿，我会再给你们五天的面包。就这样。”

    男孩沉默了。他的视线沉到了地面上，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在身上的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些零钱、四个带着裂纹的玻璃球、一把弹弓和一块干净的手帕。

    “万科大叔，”男孩开口了，“把这些都收下吧。用这些东西够不够把爸爸的单簧管买回来呀？这是村里最好的一把弹弓了。”

    “没门儿，曼诺。回家去。”酒馆老板说着，挠了挠自己的脑袋。然后他给了男孩一块巧克力。“拿着这个，小家伙，回到你妈那儿去。这儿冷得透心凉。快跑吧，不然，你该要得重感冒了。”

    “让我用这单簧管演奏几分钟吧。”男孩说，“让我先演奏一会儿，然后我会把我们家的狗洛克斯带来。我把狗给你，你把我爸爸的单簧管给我。”

    酒馆老板把这破烂不堪的乐器交给男孩。“万科大叔，”他说，“如果你心里痛苦，不要怕。你听到我的演奏之后就不会再觉得痛苦了。我保证。”

    酒馆里很冷。刺骨的寒风在屋外咆哮，房间里弥漫着塑料、香烟和山毛榉的柴火半燃半熄的气味。

    静谧的音乐从老旧的单簧管里流淌出来：如此温柔的旋律，像是一个男人从漫长的病痛中恢复过来，像是一个孩子在街上发现了一把超棒的小折刀，像是你茶里的白糖块，像是你饥肠辘辘时的一碗豆子汤……这小家伙的单簧管吹奏个不停，直到村里最老的爷爷也一跃而起，和年轻女孩们一起跳起舞来。

    终于，这男孩停止了演奏，老旧的单簧管看上去又变得黯淡无光、遍体鳞伤，仿佛伊万的爸爸的手从没触摸过它。伊万的手也没触碰过它。

    酒馆老板不再瞪着柜台上的酒瓶子看了。“小子，”酒馆老板说，“拿上你的单簧管，一路跑回家去吧。告诉你妈，我会给你一个礼拜的面包。算在我账上！我请客！为什么你要演奏成这样呢，小子！”

悼念玛丽·居里

爱因斯坦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二十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