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从文墓

马笑泉

    ①沱江的水是有些浊了。跟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河流一样，它正逐步丧失清澈澄明的本相。对面稀疏的几架吊脚楼，破旧而灰暗，如同瘦黑的小脚女人，可怜的站在江边，被更多的群涌而出的水泥楼房围困着，愈发显出坚持的零丁与困窘来。没有《边城》里古朴坚实的船，没有黄永玉笔下红焰一样燃烧的花，没有彩蝶般斑斓的苗装，没有天真无邪的翠翠的容颜。那个心中形成的幻象，就如同一只由无数精美的碎瓷片小心翼翼合成的绝世无双的花瓶，在突如其来的一瞬间碎了。我也由此回到了现实中，呆立了许久，才开悟似的轻笑一声：先生，真正的边城，已被您用醇厚优美的文字，极艺术地保存下来了。

    ②上去吧！台阶是顺坡砌的，陡陡地盘着。走这样的路，头自然是低着的，脚步也有意无意中放轻放慢。以这样恭敬安静的姿态走近您，在我，是一种必然。想想吧，读《边城》的那些时候，心中是怎样盈满一种几乎接近绝望的感伤的：那么清的意境，那么醇的氛围，水墨一样行云流水地渲染开来；那不可企及之美，像一位不可追求的遗世独立的佳人，令人因无望而生不尽的惆怅和无穷的感伤。先生，您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却贡献出了汉语文学中的神品。

    ③路往右一斜，又往左一甩，终于有方小小平地了。一碑挺立，上面的草书豪迈不拘：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当然是您那位机锋百出、堪称一代鬼才的表侄儿黄永玉所题了。永玉先生自称湘西老刁民，其锋芒毕露跟您的慈和大不一样，但骨子里那种至情至性倔强进取，却是一脉相承的。想当年您怀抱文学的梦想孤身入京，一段时间困顿潦倒几乎冻饿而死，这令郁达夫大为感叹而写下《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但您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不但挺过来，而且以绝大的天才渐渐打开了局面。这里要感谢徐志摩先生。如果没有当时这位诗界明星的关照和提携，也许，我们本就单薄的现代文学史，将会损失“湘西”这至为精美的一页。

    ④再往上去，台阶渐陡，两旁草木极宁静地护持着一种平和清静氛围。先生，您一步一步引导我上升，而我终于来到您的面前。一大块天生彩石，浑然古朴，深深扎进湘西的泥土。您栖身其下，已与大地融为一体。您已不在，而又无处不在。石头上镶着碧色的字，是您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是的，您的一生，都是在召唤着一个人所应有的善与真，并由此而获得了美。正如您所说，您毕生只想在一片苍凉废墟上修筑一些希腊式的关于人性的小庙。于是便有了《湘西》，有了《从文自传》，有了《月下小景》，最后上升为神奇的《边城》。也许在一些人眼中，您仅仅是一个营造世外桃源的田园诗人，可只要深入您那些像湘西一样深重质厚的文字，是任谁也会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啊！

    ⑤不禁想起鲁迅。他老人家东方式的悲天悯人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怀抱，其实是和您同出一源。

    ⑥先生，其实我还远没有领悟您的精神和苦心。当我久久凝视时，您可在满刻沧桑中面露慈和微笑看我？您可用温文质朴的声调给我一次神光天降的点悟？而我终将告别而且远去。且让我扶此石留影纪念罢，并由此深记：大师就是那种，即使躺在你脚下，也一再提升着你的人。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 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长毋相忘

    ①我有一个学生，她先到澳洲，后到英国，如今暂时栖泊在加拿大。飘泊的成果是英语说得像流水一样畅快，举止温柔舒曼，很有些欧美气味。可是这些年，总是会在假日里到唐人街去买些字帖、笔墨。她的才华并不在把笔挥毫上，她只是喜欢字帖里古典的气息。

    ②我想起秦汉瓦当、竹简上让人心跳不已的四个字—“长相忘”。这是怎样的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啊！

    ③有时我总是想，一个人的信念被遏止，如不让我纵笔泼墨，沉醉于这千年的回声里，日子将是何等昏暗。有时候出长差，宾馆舒适的环境只能看看电视，我明显地感到擅长提按的手指变得荒疏了。这使我生出几许恐慌来。可以消遣的娱乐场所无处不在，却从来没有一处摆上文房四宝，让这些痴迷于翰墨的游子放牧心灵。于是时间一长，心绪就纷乱，惶惶然急着赶回，步入书斋，倒上一缸子墨汁，拈起那杆已经枯干多日的羊毫，痛快淋漓地埋头狂写，不知今夕何夕。

    ④在都市，每到周末，总会看到不少家长载着小孩，背着琴袋、画夹，提着笔墨、颜料，去学手艺。而我没有兴致教这些孩童，他们的监护人总是希望早日学成，眼神里闪烁着催促之光。他们没有耐心通过逝去的古代名家的遗留笔墨，回归到遥远而又寂寞的意境中。我只想循着自己的思路，培养一种兴趣，让其随时日推移而长，顺其自然地延伸，如听松风天籁，如观山光水色。这就是艺术生命的自然律。我听过《击壤歌》，见过那些带着泥巴气味的乡村人，他们该播种时播种，该收割时收割，该耐心等待时则和土地上的植物同在岁月中不急不踩地守望。他们面对好年成不喜，面对坏年成不忧。在他们看来，有了好的光景也必然有不好的年成，五个指头伸直了还不一般齐呢。那么，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吧。他们心目中没有搏一把就走的怪念头，他们缠系着最久远的亲情：人与土地长毋相忘。

    ⑤再回到艺术的话题上来吧。有着几千年积淀的古典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今人所把握呢?人总是希望一生更多地拥有，只是，不经磨难而拥有，则多半易逝。有几次我走进北方几家大的书画社，看到了名人之后的丹青，笔墨太平庸了，却在落款处都标明与祖上的亲缘。这是何等的笨拙呢。在我的印象中，父子同嗜一艺，子跃居其父之上的终归是少而又少。王献之着实是好样的，算是走出了其父的影子，而后来的欧阳通之于欧阳询、苏过之于苏轼、米友仁之于米帝，大都在前辈荫庇下讨生活。他们缺乏华路蓝缕的拓跋精神，屋下架屋床上叠床，大气象萎落成了小格局。

    ⑥有一些质量充实的生命，要最后离去，不为我们琢磨，真是很难很难。这对于人们追逐时尚的天性来说，未免是一种悖反。时尚的追逐，显然容易多了，这支有声有色的队伍始终是以狂欢的状态行进的。而人，难以破开迷雾飞升。苏东坡活了大半辈子，最有价值的就是悟出了这个道理。远离，是对古典更真切的亲和 ， 相对的控制力量被摆脱，那种支配艺术的利益、欲望会相应地远去，守护精神家园的愿望会愈发坚韧起来．曾经有几次，在偏僻的乡村，我看到了出手不凡的墨迹，贴在破旧的祠堂的柱子上。书写者远离文化中心，远离都市名人，却凭着由衷的喜欢，常常是晚饭毕，扯来几张旧报纸垫着，再放上一张毛边纸，不计新墨宿墨，不择笔尖笔秃，畅畅快快地写去。不知不觉，平平淡淡地萦回着田园牧歌。

    ⑦那些湿流流的古典情绪，期待着梳理和归位，还有些在喧闹的季节里走失了，需要找寻。青年时代的热烈和自信，也掺和着目空古人睥睨古典，似乎古人的笔墨也没有那般神奇。如今我们知道穿过古典的皮表很难，更不消说在古典的内核漫游了。我们为自己找到了理由，爱归咎于外界的诱惑呀，困扰呀，是它们使我们的精神锋芒如此疲软。如果从个体生命来剖析，我只能固执地认为，是元气流失了。人身上原来充足的精气神，漫漫旅程上，这儿滴漏一点，那儿跑冒一点，待用于自己喜爱的古典艺术上，已经力不能穿鲁缟了。养气从来为文人所重，老庄提醒过“万物无足以饶心”，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都在于提升净化人的自然生命，去除生理过分的欲求。当时光老人的巨手叩动我中年的心扉时，“删去平生多余事”的念头就转化为渴望。安宁清明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坐落在古典的层面上，大量流逝的时光在这里汇聚，隔着老远的距离，可以察觉到古贤人正无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⑧每晚睡前，我总是取出枕边的一本《汉简书风》细细玩味，让飞扬的思绪漫没在已逝的久远里，长久相守，长毋相忘。

（取材于朱以撒同名散文）

一根火柴

叶骑

    我独自站在这广袤、寥廓的雪域之地，雪花如落下的枫叶漫天飞舞，淹没了足迹，隐去了生机，空留一片彻骨的银白把大地冻结。

    但即或如此，多年前，我仍能在这土地上分清兔子的粪便、辨出百米外獐子啃食地衣发出的碎响，而今天，我孤独地站在雪地，再也闻不出故乡烟筒里散发出的炊烟。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年迈的猎人，迷失在了他曾经无数次穿行过的土地上。

    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物资，背包里食物充足，这些肉干足够我撑上三天。但就在检查包底时，我不幸地发现，一道豁口撕开了背包，自己唯一的一块打火石再无踪影。

    我浑身一紧，一股寒意顿时从四肢散入身躯。我急忙搜寻外衣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封自己用来点燃烟斗的火柴，但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我立即陷入了无尽的暗夜，里面仅有一根火柴。

    我瘫坐在无垠的雪地里，绝望地发出咒骂。我痛恨自己的老去，不辨东西。我痛恨命运的尖薄，在这存亡的关头夺去救命之物。难道冥冥之中，这就是一个老猎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然而，我却无意就范。

    我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生存或者死亡是我一生不曾回避的问题，我们或将苍老，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向天乞怜的可怜虫。

    天色将晚。我用树枝在雪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然后从四周捡拾了一些枯枝败叶，堆放在一旁，这是自己仅有的希望。

    “你只有一根火柴。”

    我提醒自己。

    入夜，风雪愈紧了。狂风怒号着，在山谷里往来驰突，折断了枯枝，卷起了残雪，自己的帐篷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寒冷像饥饿的狼群，将我层层包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狞笑着说。

    我把火柴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狼群”的啃食。它们的尖牙刺破我的肌肤，穿过血肉，直抵皮囊下的灵魂，而我蜷曲在这荒寒的冷夜，任由分食。

    我望向身旁的枯枝，欲望在心底挣扎。我想象它们倔强地燃烧起来，火苗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却画出一个昏黄的圈，点燃一盏或明或暗的灯。

    “不用了，留给明天吧。”

    第二天，我爬出帐篷，穿过雪原林海，希冀在某座山后能看见那熟悉的景象，但最终，除了满目苍凉，再无一人。

    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夜再次来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追赶上来，龇牙咧嘴，不肯罢休。

    “留给明天吧。”

    我气息奄奄躺在帐篷里，听着血液流动的声音，回答他们。

    ……

    我是在第五个夜晚被村庄的人发现的，据说，找到我时，我倒在帐篷门口，冻成了一个冰人。

    乡亲们把我带回寨子，问我是怎么在雪地里活下来的。

    我说，我有一根火柴。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后来，他们知道我弄丢了打火石，的确没有撒谎，又好奇我有一根火柴为什么没有点燃。

    “如果真的点燃了，我就冻死在雪夜的第二个夜晚。”

    乡亲们若有所思，但似乎也没听明白。

    而我深深地懂得——

    我能活着，因为我手上有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

（选自《啄木鸟》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