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

林斤澜

    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得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臂腿，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大顿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选自《北京晚报》）

蓝袍先生

陈忠实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 ， 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了一副冷峻威严的神色，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

    在我18岁的时候，父亲把我推到了那座黑皮太师椅上。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父亲一般先读书，后晌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

    我刚写下两字，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他的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来，一下子瞅住杨马娃，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

    “是你教唆他的吗？”我斥问。

    “不是。”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无可奈何的神色，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吟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杨马娃退学了。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选自《蓝袍先生》，有删改）

主角

陈彦

    很多年后，成名后的忆秦娥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说她舅回来了。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戏要开演前，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茶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就像两根“筷子”的鼓槌来。“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到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

    娘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躲来躲去，可娘还不停地梳。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么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出门时，舅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其实，招弟也舍不得娘。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说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员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节选自陈彦《主角》，有删改）

窗

(澳)泰格特

    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住着两位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

    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得下他们俩。病房设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能看到外界。

    其中一位病人经允许，可以分别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起身坐上一个小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卧在病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治疗。

    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人的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藉以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只有静静地躺着。

    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

    两人经常谈天，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

    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窗户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

    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起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

    渐渐地，每天的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全部内容了。

    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面有一泓湖水，湖面上照例漫游着一群群野鸭、天鹅。

    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

    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阴下散步。

    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但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相斗妍的牡丹花和金盏草。

    在公园那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是，有得看总比没有强。

    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坪。

    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

    躺着的那位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一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么美丽动人。

    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

    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

    一天下午，当听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皆是时，不靠窗口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有幸能观赏到窗外的一切?

    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呢?

    他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愈加克制，这种想法却变得愈加强烈。

    他白昼无时不为这一想法所困扰，晚上，又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了，医生们对其病因不得而知。

    一天晚上，他照例睁着双眼盯着天花板。

    这时他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充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会立即赶来。

    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

    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床位呢?

    痛苦的咳嗽声打破了黑夜的沉静。一声又一声……卡住了……停止了……直到最后呼吸声也停止了。

    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继续盯着天花板。

    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送来了漱洗水，发现那个病人早已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尸体抬了出去。稍过了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得体。剩下的这位病人就立刻提出，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去，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

    接着他们离开了房，剩下他一个静静地躺在那儿。

    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支胳膊肘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他探头朝窗口望去：

    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有删改)

山地回忆

孙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一块石头上，砸开冰口， 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 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

“你怎么骂人? ”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 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 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 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的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  了我们的饭，还漱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 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也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 ”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那是讲卫生吗？ ”她 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 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 ”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 会悲观的。 ”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 ”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

“说什么? ”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 ”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 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 ”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 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

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 你的光吗? ”

“怎么沾了我的光? ”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 月，赚了多少钱? ”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

“够干什么了? ”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 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 累得浑身 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 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 口那个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 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 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选自 1949 年 12 月《白洋淀纪事》，有删改)

黎明前夜

陈德鸿

大勇说，娘，回吧。

娘抓住大勇的右手说，到西风口寻到你弟，就让他回家来。一时走不脱，也让他寻机跑回来。娘顿了顿，又说，你爹这一没，日子眼瞅着就过不下去了。

大勇抽出手，揩了揩娘脸上的泪说，娘，我知道了。外面冷，回吧！

娘蹒跚着回了屋，一会儿又跑出来，冲走远的大勇喊，路上千万当心，寻不到，就早点回家。

走到村外一片收割后的田野时，大勇停下来，在地头找到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木橛，然后蹲在地上，用右手抓了一把土，紧紧攥在手里，嘴里喃喃自语，小勇啊，咱家有地了，是政府分的，哥使不上力，你回来帮哥种吧！

第二天傍晚，大勇赶到西风口时，长长的队伍仍在不停地过着，土道旁，挤满了一层又一层的人。

大勇挤进人群，看着队伍中一张张稍纵即逝的脸，犯起愁来，这可上哪儿找小勇啊？听说兵是从昨天开始过的，也不知小勇过去了没有。

大勇想了想，也学旁人从队伍边拽住一个兵问，同，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人？

兵停住脚，叫啥名，是哪个部队的？

叫赵小勇，是，是3纵的。

不认识。兵摇摇头，3纵还没过来，你再等等吧。

大勇舒了口气，刚在离土道不远的一个土墙边坐下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便挤坐在他旁边。

大勇往边上挪了挪，男人又挤过来，说，兄弟，俺姓韩，刚才你说的话俺都听到了，俺儿子也是3纵的。那敢情好。大勇说，我是赵家堡的，你是哪的？

男人说，俺家在马家洼。

那地方我去过，有个牲口市。大勇问，那边的地也分了？

分了，分了。我这次找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事。这回家里有地了，俺再倒腾点牲口啥的，日子就更好了。家里还有啥人，能忙过来？大勇问。

家里还有个小的，不顶啥事。他娘病在炕上好几年了。男人说，俺一个人，多辛苦点就是了。

看着男人满足的笑意，大勇忽然想起来，前年在马家洼买骡子时，曾经和这个男人打过交道。

那时，大勇相中了一头骡子，这个男人要价15个大洋。大勇磨了半天，男人死活不吐口。眼瞅着太阳快落山了，一个年轻人突然把男人拉到一边，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大勇急了，拽过男人说，15个大洋，这骡子我要了。到家没几天，大勇发现这骡子走路爱往右边去，找来八爷一看，说是骡子左眼受过伤。听大勇讲了买骡子时的情况，八爷说，你这是让人唬了，那是爷俩，专好下扣子。

见大勇不吭声，男人说，我儿在部队表现可好了，打锦州时还立了大功呢。

大勇愣了愣，问，你这次来，是想把儿子叫回家去帮你？

男人撇了撇嘴说，那哪行啊，俺就是想儿子，让他对家里放心，告诉他在部队好好干，等全国都解放了再回来。

大勇尴尬地笑了笑，不吭声了。

半夜时，许多汽车和马拉的炮车驶过之后，又开始过起长长的队伍。男人问了几个兵，高兴地对大勇说，这是3纵的，咱们精神点。互相帮衬着打听。

天快亮时，男人找到大勇说。兄弟，你慢慢打听着，我，我回家了。

咋？大勇一边盯着队伍，一边问。

俺儿，俺儿他没了。男人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大勇不知怎样安慰男人，只是用右手轻轻拍着男人的肩膀。

过了好久，男人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泪，踉踉跄跄边走边说，兄弟，管咋，俺儿这是光荣，没给俺韩家丢脸。

走了几步，男人又折回来，对大勇说，兄弟，那事儿；对不住了。等回去，俺给你寻头好的送家去，换回那头病骡子……

男人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了很长时间，大勇才回过神来，泪水早已湿了眼睛。

快中午时，大勇终于看到了队伍里扛着机枪的小勇。

小勇吃惊地摇着大勇的右手问，哥，你的左手呢？

大勇含糊着说，我这只右手也啥都能干，不耽误事儿。

小勇问，爹娘都好吗？

都好，都好，地也分了，咱家分了二十多亩呢。大勇说，爹妈特意让我来告诉你，家里不用你操心，在部队上好好干，不解放全国不许回家。

大勇往家走时，觉得自己的脚步比来时坚定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

1950年4月，赵小勇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