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①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②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③我已经说过：我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④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⑤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⑥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移家琐记（节选）

郁达夫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①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向晚雨歌，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那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地转想了好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却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罢？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象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漫漫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象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象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上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须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受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辗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那里？唯一的出路究在那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么？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②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搪。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的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外境内地发样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出之类的连峰叠嶂。再偏东北行，大约是唐栖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③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鲁院里的柿子树

    鲁迅文学院有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柿子树。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正属于它的季节，它变成了这里突出的风景。柿子树长在园子的中央，被一些别的树木围绕着，原本跟那些树木一样高大，因为它满枝头缀着柿子的缘故，别的树木都成了陪衬，连它自身的叶子也是陪衬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饭后我到园子里去散步，一眼就看见了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不由得就看的发了呆。微风起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根本不是树，因为它能唱歌。北京的秋天，多的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天蓝得像是要透到天的外边去，这样的蓝里，白云就呈现出最艳的颜色。这时候美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击中了我，恍惚中，觉得那柿子树上缀着的是一团团结晶的阳光，散发着平时难以见到的明亮。

    很多时候我到花园里并不是为了柿子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止步在它面前，难道是因为它身上有明显的秋意吗？这样想，也许银杏不服。那一棵棵银杏树，所有的叶子都像足透了的金子，在黄昏里闪着朝晖的明亮。有些轻轻地洒落地上，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锦，像一幅油画。树上和地上一片金黄，让人觉得这美景可以绵延，可以天长地久。然而就在一个黄昏，寒风起了，银杏的叶子全部被风带走，只剩了树枝。这时候的柿子树一派沉静，虽然它的叶子也被风带走了，但果实仍高高挂满枝头。

    我从小径的回环处走，抬头看着树上的柿子，就仿佛看着一双双温暖的眼睛，刹那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要到这柿子树旁边了。它们静静地看着我，无声地与我交谈，说它在那些喧腾的日子里，怎样让自己的心泊于安详和沉静；说它在春天开出并不漂亮的花，在夏天曾经是一颗小小的被叶片遮蔽的青果；说它如何耐心等待秋天的到来，使自己变成阳光的金色，凝成一捧盈硕果实、可摸可触的爱。于是我思索柿子树在到这里之前的经历，它是长在一群同样的树木中间吗？它是怎样被命运选中，到鲁院的花园里，成为独特的风景？正如我冥冥之中幸运地到这里。它的命运之中是否也有风雨和雷霆？它的生命里是否也有春风和清露？它是否也深味了人间的悲喜，才呈现出这一树的殷实和辉煌？

    一天，我清早到柿子树下，在枯萎的草柯间捡了两枚熟透坠落的柿子。它们的光芒和馨香像音乐一样荡漾。由此我知道了，树木怎样靠果实传递快乐和希望。

    这座独一无二的花园里，在树阴和花丛中掩映着一些大文学家的雕像，巴金、茅盾、丁玲、冰心……他们有的器宇轩昂，有的神采飞扬，有的在倾心交谈，有的在凝神沉思。他们的生命气息透过颜色沉郁的大理石，火焰一般在时空中传递。我驻足于巴金先生的雕像前，他似乎在用温和的语气跟我说：“我用作品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走到冰心雕像前停下脚步，看到她左手托腮，凝神远眺，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不由得想起了她的书，她的文字，她的“爱的哲学”，随之，一股温暖明朗的情调蔓延开。

    冬天一日一日地深了，花园里的一切都沉浸在静寂的灰色里，只有柿子树还高举着一簇簇火焰般显眼的果子，微笑着，歌唱着……

（取材于郭严隶的同名散文）

不忍的句号

迟子建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三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的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

    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累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然而，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

    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四月份来到青岛。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嘴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四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他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

（摘编自迟子建《云烟过客》 ）

房东

庐隐

    ①我们坐着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所三楼三底的中国式洋房。这种幽丽的地方，我们城市里熏惯了煤烟气的人住着，真是有些自惭形秽，虽然我们的外表强于他们乡下人，但是他们乡下人至少要比我们离大自然近得多，他们的心要比我们干净得多。就是我那老房东，虽然她的样子特别的朴质，然而她却比我们这些好像知道什么似的人，更知道些自然的趣味。

    ②她已经五十八岁了，她的老伴比她小一岁，可是他俩所做的工作，真不像年纪这么大的人做的。他们的儿媳妇一天到晚不在家，早上五点钟就到田地里去做工，到黄昏的时候，她有时肩上挑着几十斤重的柴就来家了。在他们家里，从不预备什么钟，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上也永没有带什么手表，然而他们看见日头正照在头顶上便知道午时到了，除非是阴雨的天气，他们有时见了我们，或者要问一声：师姑，现在十二点了罢！据他们的习惯，对于做工时间的长短也总有个准儿。

    ③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能在五点钟左右起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然而在这岭里的人，确没有一个人能睡到八点钟起来。说也奇怪，我也喜欢上了早起，朝旭未出将出的天容和阳光未普照的山景，实在别有一种情趣。

    ④我们的女房东，天天闲了就和我们说闲话儿。他们家有上百亩的田，据说好年成一年仅粮食就有几百块钱的裕余。另外还有一块大菜园，还有白薯地五六亩，猪牛羊鸡和鸭子，一样不缺。并且那一所房除了自己住，夏天租给来这里避暑的人，也可租上一百余元。老母鸡一天一个蛋，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倒是纯粹的好汁子，一点不搀水的，我们天天向她买一瓶。他们吃用全都是自己家里出的，每年只有进款加进款，却不曾消耗一文半个，可说是“外干中强”。我们却是“外强中干”只要学校里两月不发薪水，简直就要上当铺。

    ⑤有一天夜里，月色布满了整个的山，青葱的树和山，更衬上这淡淡银光，使我恍疑置身碧玉世界，我们的房东约我们到房后的山坡上去玩，她告诉我们从那里可以看见福州。我们越过了许多壁立的巉岩，一带的松树被风吹得松涛澎湃。东望星火点点，水光泻玉，那便是福州了。那福州的城子，非常狭小，民屋垒集，烟迷雾漫，与我们所处的海中的山巅，真有些炎凉异趣。

    ⑥日子飞快地悄悄地跑了，眼看着就要离开这地方了，又要到那充满尘气的福州城市去了。那一天早起，老房东用大碗满满盛了一碗糟菜，送到我的房间，笑容可掬地说：“师姑！你也尝尝我们乡下的东西，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这几天才全晒干了，师姑你带到城里去，管比市上卖的味道要好，随便炒吃炖肉吃，都极下饭的。”我接着说道：“怎好生受，又让你花钱。”那老房东忙笑道：“师姑！真不要这么说，我们乡下人有的是这种菜根子，哪像你们城市的人样样都须花钱去买呢！”我不觉叹道：“你们满地的粮食，满院的鸡鸭和满圈子的牛羊猪，是要什么有什么，……这怎不叫人佩服！再说你们一年到头，各人做各人爱做的事，舒舒齐齐地过着日子，地方的风景又好，空气又清，为什么人不羡幕？！……”

    ⑦那老房东听了这话，点头笑道：“可是的呢！我们在乡下宽敞清静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去年福州来了一班耍马戏的，我儿子叫我去见识见识，我一清早起来带着我大孙子下了岭，八点钟就到福州，我儿子说离马戏开演的时间还早咧，我们就先到城里各大街去逛，那人真多，房子也密密层层，弄得我手忙脚乱……师姑！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

    ⑧我笑道：“我自然是愿意多住几天，只是我们学校快开学了，我为了职务的关系，不能不早下去……”

    ⑨我们的房东听了这话，只点了一点头道：“那么师姑明年放暑假早些来，再住在我们这里，大家混得怪熟的，热剌刺地说走，真有点怪舍不得的呢！”

    ⑩可是过了两天，我依然只得热剌剌地走了，不过老女房东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还有她的家庭，她的小鸡和才生下来的小猪儿……

（有刪改）

“她只能活七小时”^[注]

[美]保罗•舍恩斯坦

    本市新闻编辑台上电话机的指示灯闪烁着微弱的白光，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本市新闻主编接了电话，他听到这些内容：“我的小女儿在路德医院。医生说她只能活7个小时，除非得到新药青霉素。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使用了磺胺以及其他每一种药。我必须找到某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帮她。你能帮我吗？”

    打电话的人通报了他的身份，他叫劳伦斯•马隆，职员，家住杰克逊海茨，第34大道第83号。濒于死亡的小孩是他的女儿，叫帕特丽夏，两岁，现就诊于路德医院，在曼哈顿，第144街和康文特大道交会处。

    找到青霉素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被医学界誉为“创造奇迹”的奇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几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军方，也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位父亲恳求帮助两分钟之后，本市新闻编辑台决定开始投入这项援助工作。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只能活7小时，除非……”

    电话打到路德医院，证实了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活了，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即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一种血液中毒。磺胺制剂已用过了，输了两次血，都无济于事。有人提出青霉素是唯一的希望。

    通过电话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请示，并详细调查了纽约的药品公司后得知，施贵宝公司生产青霉素。

    打给帕伦博士的电话被A．N.理查兹博士听到了，他在华盛顿负责科学发展局的研究工作。“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施贵宝实验室能提供青霉素。”理查兹博士说，“我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定量发放。”

    与此同时，人们获悉斯特•基弗博士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委员有权直接命令发放民用珍贵药物。他是由路德医院的外科医师丹特•柯利蒂大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的。

    “你将得到青霉素。”基弗大夫向柯利蒂大夫许诺。那是下午4点钟。医生们对在红头文件的作用下找到青霉素的来源并被予以发放的速度感到惊异。

    现在，计划正在实施之中，由两个州的警察护送青霉素这个仁慈的东西从新布伦瑞克运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的床头。下午6点30分，柯利蒂大夫在霍兰隧道的入口处碰到了一群焦急的记者。当那辆仁慈之车停在施贵宝实验室前面时，时间是下午7点30分。

    3个卫兵等在那里。其中一个走向汽车：“是柯利蒂大夫吗？给你青霉素。”

    柯利蒂大夫接过那硬纸匣，由冰裹着的青霉素放在里面。“现在，”他说，“我们有了一个战斗的机会。”

    最后一段路程是从霍兰隧道到路德医院，只用了8分钟，这是创纪录的速度。行驶在西区高速公路时，车速器始终指向65英里／小时。汽车就要停在医院门口之前，柯利蒂大夫说：“今天，你们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做不了的事。”

    “也许是，”一个记者说，“但是从现在起，大夫，靠你了。”

    此后，记者们踮着脚尖走进四楼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的房间。她费力地呼吸着，但在蓬乱的丝一般的棕发下面的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她是个可爱的病孩子。”一个护士低声说。

    帕特丽夏•马隆的父母哭了。

    “谢天谢地。”凯瑟琳•马隆低语着，“至少，我的小丫头又有了一次机会。”

（选自《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有删改）

【注释】这篇报道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8月，获1944年普利策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