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经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瘦秀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士兵在深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烤火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呦”……这些都是给躺在病床上的在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的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下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来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或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几十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永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永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的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

汴京的星河

叶文玲

    孩提时，我有许多美丽的憧憬，天真的梦。那时，我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河。夏夜仰望那缀满星星的夜空，我会几个小时地坐对发痴，小脑瓜里整个儿盘旋着关于星星月亮的种种神话传说。于是，我总相信月宫里有嫦娥，早晚有一天会从那影影绰绰的桂花树下飘飘走出，而那璀璨的星星呢，一定是那些调皮的小仙女随意抛洒的宝石珠贝。我很想什么时候飞上天去，抓住天幕的一角轻轻一抖，让这些明亮得耀眼的珠宝纷纷飞落下来，穿过云端，落到人间，

    傻念头想过万万千，我却从不以为可笑，倒觉得这些记忆，永远像蜜汁一样醇甜。

    大概就因为这颗未泯的童心吧，一些别人认为是不算稀奇的事，在我，却总要兴奋得大喊大叫。

    现在，我就又想叫喊了：最近，我真的看见了天上落下的星河——那明亮得耀眼的珠宝。

    那是在汴京——开封。这个赫赫有名的宋代京都汴梁城，果真又一次牵下了天上的星河，让无数次揣想过《东京梦华录》笔下灯宵月夕的我，感到如此新奇和庆幸。

    素享声誉的汴京，果不负人愿。在月华皎皎的元宵节，它再次以花光满路千门如昼的姿颜，呈现了它非同寻常的辉煌。

    非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来客言辞夸大，我总觉得在汴京看灯会，别有一番意趣，在灯会中看汴京，别有一番别处难以得见的古城神韵和京都风光。

    这种新奇有趣的感觉缘何而来？是因了那些盏灯，也因了那看灯的人，也因了那挂灯的街。

    先说那街。

    汴京的街，古今相映成趣，一片繁荣。路这厢，高高耸立起一幢幢现代化大楼；路那厢，则一色是明清风味的木柱木门木栅，特别是那雕镂朱漆的木窗棂，很能教人想起白话小说中所写的布衣小帽的“市井人家”。甚至连门口那长垂的竹帘一动，你都会蓦然一惊：是要走出一位肩搭长巾鼻头抹了点白粉的“酒保”，还是朱钗满头罗裙曳地的“女娇娃”？

    且说那人。

    也许正月正是“闲月”吧，不大的汴京城竟拥集了这么多的“闲人”。

    紧挨着相国寺的小商品市场，设在一条长而又长的窄巷内，天天人头攒动，熙来攘往，那琳琅满目的小摊和形形色色的顾客，还真像升平鼎盛的北宋“相国寺万姓交易”的盛况呢！那儿，摆着那么多卖各色小吃的食摊，香气四溢，烟雾腾腾，碗盏丁冬，吆声大作。那个素享盛名的“第一楼”，更是整日价顾客盈门，座无虚席。这一切，不也大有向以时令小吃著称天下的汴京城遗风么？但是，我晓得，这盛况，这胜景，前些年是断断没有的，假如没有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繁荣，一向贫寒的豫东农民，能这样衣帽鲜亮亮、脸上油光光地率领举家老小来开封大饱眼福和口福吗？

    今年，到开封游逛的人特别多，逛街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来观灯。

    再说那灯。

    我们抵达之时，虽是正午，却见鼓楼、龙亭这些主要街区，俱已“东风夜放花千树”了。

    说也怪，越盼淡月胧明，偏偏日落迟迟，待挨得黄昏近，笑语喧，好心的主人却又劝阻道：此时去观灯，保准你们挨都挨不到跟前！

    纵然心急难耐，也只好耐下心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放眼眺望长街，果然是人潮滚滚，黑压压一片。虽未亲临，可是一阵阵传来的欢声笑浪，越发教你心痒痒得如痴如醉了。

    好容易等到了“灯火阑珊”时。哦，这话儿也许不算准确，已是灯露生凉月横中天了，兴致浓浓的观灯人，还是一簇簇一队队地蜂拥不绝。

    汴京城名不虚传，而汴京人也果有奇术异能！你看那一盏盏巧夺天工的彩灯，真个是收尽了祥云五色荧煌炫转，那千百盏争奇斗俏的灯，一一地当街密密地排列开来，交相辉映，金光四射。近近地看，真是千姿百态，大方光华，直教人眼花缭乱；远远地看，只见高高低低，五颜六色，飞旋流转，闪闪烁烁，道它是银河垂地，一点也不夸张。不信的话，此时你抬头望望中天，平日如练的素月，也悄然失色，端端地消淡了很多光华。

    古人观灯，只能欣赏那奇巧百端的扎灯技艺，点的是蜡烛，糊的是绢纸，纵然巧夺天工，也难经风吹雪打；而今的灯，有了科学技术辅佐，自然更加高明。你看那腾跃而起的奔马灯浑身通亮，那纵马奔驰的勇士目光如炬；那能与人对话的机器娃娃灯前趋后仰，憨态可掬；那大书“为民作主”的扇子灯来回穿梭，熠熠生辉。

    呵，怪不得，所有的看灯人都不恋恋于那些只有光色，只亮不转的小灯，却把以上那些巨大的，既有传统技巧，又有现代化特色的新鲜有趣的大转灯，密匝匝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点不错，尽管灯节是古代传统，但人，毕竟是80年代的人，现代人最仰慕的还是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啊！

    兴尽欲归时，在长街的拐角处，却又见到了一幅教我怦然心动的景象——一间小木楼的门窗呀地一声启开，一根长竿软软地伸将出来，竹竿头上，滴溜溜地悬了一盏八角宫灯，那宫灯虽小，款式却玲珑剔透，做工也极精致细巧。一时间，我没看清灯壁上那悠悠旋转的花卉图样，只觉得像飘过去一簇飞花，一团流云……

    我看得呆了，循了那挑灯的手望去，恍恍的灯影下，只见是一个穿猩红雪衫的姑娘。许是那衣衫太红，那灯光太朦胧了，我看不清姑娘的眉眼儿，只见她那笑盈盈的脸蛋儿，被身上那件红衫，手中的那盏红灯，映照成了一团艳艳的红云……

    那红云，那灯彩，久久地晃在我的眼前，直伴着我进入梦境。

    午夜，我果然重温了少年时的梦——我见那闪闪烁烁的星星，却从天河里飞溅下来，变成了“灯雨”，洒落在汴京城……

（本文有删改）

    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看路上。

    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姓娃！”她把灯点着了。里面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淋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砰！”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