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第九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多赢之举。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能叫非遗吗？一些号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需要耗费1个熟练工人3天的劳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仪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后来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的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目标。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

    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材料一：

    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从数量上看，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这也是自世界500强排行榜纳入中国以来，中国入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越美国（121家），而即便不算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的数量也有119家，与美国不相上下。

    回首中国企业的发展，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500强企业入榜数量方面就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从2001年仅有12家企业入围榜单，到2019年以129家企业实现对美国企业在数量上的反超，在这条漫长道路上中国企业经历了怎样的成长我们有目共睹。

    不过，中国企业在质量方面，与其他500强企业还存在不小差距。从利润来看，在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是43亿美元，中国入榜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35亿美元，与美国差距明显。

    其中，有两方面比较显著。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上与美国企业存在着差距。在如今这个愈发注重产品质量的时代，中国企业要想取得更大的成长，必须在产品和技术上不断提升、不断创新，并最终使其体现在产品上，以此来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另一方面，美国成熟的跨国公司运作体系也是其在全球都极具竞争力的原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让美国拥有了丰富的整合国际资源的手段和经验，到如今已经形成了极为成熟的全球产业链，与之相比，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成长期。

    （盘和林《世界500强中企超美!看到成绩也别忽视差距》2019-07 来源：中国网  有删节）

    材料二：

    2009年-2018年美中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对比

    材料三：

    此次从数量上看，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

    与上年相比，今年上榜500家公司的总营业收入近32.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8.9%；总利润再创纪录达到2.1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4.5%；净利润率则达到6.6%，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2.1%，都超过了去年。这体现了500家最大公司的复苏。沃尔玛连续第六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

    在盈利方面，沙特阿美以近1110亿美元的超高利润登顶利润榜首位，苹果位列第二，利润榜前10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仍然是工建农中四大银行，谷歌母公司则以年度142.7%的利润增长率成功跻身前十强。在净资产收益率榜上，波音公司位居首位，而中国公司中排位靠前的是格力电器、碧桂园、恒大、华为。在利润率榜上，排名最高的是今年新上榜的美光科技公司，Facebook位居第二。在排名位次的变化上，今年上升最快的是中国的碧桂园，跃升176位。值得一提的是，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六家都来自中国大陆。从行业看，共有54家银行业公司上榜，是上榜公司最多的行业。

    但是，与世界500强比较，中国企业盈利指标比较低。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为43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35亿美元，如果与美国企业相比，则存在的差距更加明显。

    2019年，上榜中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低于美国企业的7.7%和全球平均的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15%，也低于全球平均的12.1%。

（《沃尔玛登顶  中企上榜数首超美国》2019-07 来源：财富中文网  有删节）

材料一：

    什么是区块链?从科技层面来看，区块链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等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从应用视角来看，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这些特点保证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为区块链创造信任奠定基础。而区块链丰富的应用场景，基本上是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

    区块链如何创造信任与合作机制?深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实现从“信息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能够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相互合作的范围。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它能保证所有信息数字化并实时共享，从而提高协同效率、降低沟通成本，使得离散程度高、管理链条长、涉及环节多的多方主体仍能有效合作。

（选自人民网时评《区块链，换道超车的突破口》，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区块链，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去中心化”。我举从网上下载电影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最早的时候，我们下载电影都是到一些知名的电影下载网站，这些网站会把电影文件存放在一台或者一组服务器上，大家都访问这台（组）服务器下载影片，这叫“中心化”。在这个游戏规则中，电影网站的服务器就是中心，每一个下载电影的人只不过是这个中心拉出来的线而已。中心化的游戏中，玩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网站主占据绝对强势地位，他想让你下载就下载，想给你限速就限速。后来，一种去中心化的下载模式出现了，这就是BT下载。BT下载的原理与电影网站完全不同，影片并不是存在某个服务器上，而是大家互相从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那里去下载这个影片的一小部分，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在这个游戏中，所有玩家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随时离场，随时加入，没有人拥有特别的权力。这就是“去中心化”。

    一个真正的区块链项目，就是通过合理的游戏规则的设计，辅以信息技术，来践行去中心化理念的项目。

（选自汪诘《区块链与比特币》，有删改）

材料三：

    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做是一种交易行为。所有的交易行为最大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不确定性”：其一，交易对象的不确定；其二，交易过程的不确定；其三，交易结果的不确定。但是，区块链时代就可以消灭这些痛点!让我们设想一个最简单的经营场景。

某个企业需要某项产品或服务。它只需要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需要产品（或服务）的规格、型号、质量标准、数量、时间要求、付款方式等等——企业发布这些信息一定是真实的。倘若发布的信息与后来实际签订的电子合同有重大区别，就是自己经营记录的一个重大瑕疵，同样投标的企业提供的产品与工期也是真实可靠的，如果出现问题也是自己经营记录的污点。

    合作过程也可控了——因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原始记录、票证也自动成为双方的经营记录，一旦出现问题，法院裁决也很容易一一从区块链中调出原始记录就一目了然。

结果也可控了——甲方如果无理拖款基本相当于向全世界广播自己经营不诚信，有这样的行为，以后谁敢与之合作?真有这样耍流氓的行为，法院判决甚至执行也很容易。

    区块链的时代，每个联网的企业的经营记录都会完整真实的保存下来——当然企业可以通过加密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但是一旦企业与另一个企业进入合同谈判阶段，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对方有限度开放一些加密数据（比如有无违约、拖款、赖账的经营行为）作为合作的基础。理论上只要开放加密数据，任何人对一个企业的了解可以达到企业董事长的程度。

    此外，区块链的时代，应运而生的就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相当于为每一个货币单位提供了一个“身份证”编号，这个“身份证”编号还无法篡改，所以，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记录下来。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消灭与金钱相关的犯罪行为!什么抢劫、盗窃，什么贪污、腐败、洗钱统统都没法干了。其次，对于宏观管理太有用了!在数字货币时代，资金资源的配置可以严格按照宏观管理者的要求进行配置，资金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另外，数字货币在流通中记录了大家的消费行为，不仅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准确的数据，还能为企业与商家运营提供依据。未来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这些数据!

（出自风闻社区认证作者“花猫哥哥”文章《区块链：被金融霸权逼出来的新赛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