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

    一  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

    二  《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待，情节亦淡然松驰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

    三  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镆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教育的新生

陶行知

    世界是在动，人生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是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怎样动？向着哪儿动？

    我们要想寻得教育之动向，首先就要认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之对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进攻；又一方面是传统教育向生活教育应战。在这空前的战场上徘徊、缓冲、时左时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动向就在这战场的前线上去找。

    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改良教育提出“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生活教育者承认“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是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①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给教训的是先生，受教训的是学生。改良一下，便成为教学——教学生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有何用处？于是“教学做合一”之理论乃应运而起。事该怎样做便该怎样学，该怎样学便该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教训藏在书里，先生是教死书，学生是读死书。教死书、读书死便不许发问，这时期是没有问题。改良派嫌它呆板，便有讨论问题之提议。课堂里因为有了高谈阔论，觉得有些生气。但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益处？问题到了生活教育者的手里是必须解决了才放手。问题是在生活里发现，问题是在生活里研究，问题是在生活里解决。

    没有问题是心力都不劳。心力都不劳，是必须接受现成知识方可。先在学校里把现成的知识装满了，才进到社会里去行动。王阳明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是这种教育的写照。他说的“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是代表进一步的思想。生活教育者根本推翻这个理论。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黄金时代在已往。进一步是复兴的信念，可是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比如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时代的车轮是在我们手里，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未来。努力创造啊！

【注】①兆丰花园：近代上海著名的租界公园，现称中山公园。

    郦波教授的新著《五百年来王阳明》对王阳明其人其思的解说，行文虽有“亲民”之浅白，内里却不乏“明明德”之深刻，因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两个终极问题：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两者作为核心主题统摄全书，使读者带着问题深入王阳明的人生变迁和思想发展，并以此为镜，观照自身。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指向了王阳明，也指向了儒学两千年的根本：内圣与外王、修身与平天下、克明俊德与协和万邦的融贯。它不是要营造“无牵累的个人”的“小确幸”，而是要让人在时代中、在家国天下里反省自己的内心。

    完人之问的核心，或可在书中所载王阳明与乔宇的对话中管窥。乔宇本人正如王阳明一般，爱好广泛，才学不凡。但后者却为他下了断语：“世人多巧，心茫茫然”。这不由让人想起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不可或缺，但道是根本的统摄。这甚至可与西方哲学中的源头主题“知识即美德”相互参照印证——知识指向终极的理念，“意见”所涉则是纷繁的事物。王阳明给乔宇三个字：专、精、正；若能由诸艺之专精着手，或可升华为正道；这大约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早年格竹而不得之后的大彻大悟，也与西哲所思并无二致：超越“意见”之上，才可窥见普遍性的理念。

    当然，对于阳明心学而言，“知”并非全部，知行合一才是成就完人的根本。郦波教授此书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将王阳明之德、言融于剿匪戡乱等不凡事功之中，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全书反复提及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大约就是“事上练”。中国传统里对知行关系的讨论，至此可谓大成。有意思的是，自苏格拉底之后，西哲也分为两派，一派偏重纯粹的哲思，另一派则注重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实践对美德的认知——以反省内心之《沉思录》流传于世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奥略留，大概就是西方“事上练”的最佳代表。

    客观而言，郦波教授在“心学之问”上的展开，似不如“完人之问”那样详尽丰富。因为这所涉及的，已经远远不是阳明心学本身，而是其背后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因何无力这一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作为一本介绍王阳明其人其说的通俗读物，郦波教授此作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系统、缜密地作出解答，而在于为读者开启了两条思路。其一是中日行为之对照。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对比。此书虽以阳明心学为主题，其中两处涉及西学的文字却尤为让人印象深刻。

    《五百年来王阳明》，虽立足历史，却以“完人之问”和“心学之问”这两个终极问题指向当下、指向未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王阳明的智慧，大约并不不只会诗意地栖居在神州大地上，也会与四海先哲的思想，共栖于世界，与天壤而同久。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4日16版，有删改）

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

孙伟平

    ①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改变着人本身，改变着对“人”的认知。

    ②在过去40亿年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有机化学规律演化的，演化的过程既缓慢又艰辛，然而，作为无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改变传统的生命演化规律，并且传统的生命演化节奏也收到影响。随着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人的自然身体正在被“改造”，同时，人所独有的情感、创造力等社会性正在为智能机器获得。

    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智能机器人在外形上可以不像人，但也可能“比人更像人”。一些乐观的专家大胆预测，到2050年，人形智能机器人将变得和“真人”一样，令人难分彼此，“凡是人所具有的，人形智能机器人都具有”。智能机器人究竟是否是“人”，必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争辩不断的时髦话题。2017年10月25日，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吃螃蟹”，授予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女性机器人索菲娅（Sophia）以公民身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④人工智能对“人”提出了挑战，当人的自然身体与智能机器日益“共生”，那时，我们将要思考新兴的“共生体”究竟是“人”还是“机器”？如果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允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定制一个或多个外形和内在类似的“自己”，令自己永远“活”在世界上。

    ⑤正在研制的智能机器人不仅模糊了“人”本身，更是对人的本质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会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机器也会思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的共识。例如，2016年以来，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采用大数据的自我博弈训练方法，相继击败了李世石、柯洁等围棋世界冠军，展现了它在“变化无穷”的围棋领域优于人类的大局观、控制力和创造力；最新的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 Zero）更是完全不借助人类的棋谱，“抛弃人类的经验”，从随机走子开始自我对弈学习，仅仅40天就“自我训练”成为了世界最强；这既给围棋界和社会各界带来了颠覆性的感官刺激，也令我们见识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威力，令智能系统具有控制力、创造性等变得不再那么有争议。实质上，当智能机器不仅在存储、运算、信息传输等方面远超人脑，而且在控制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情感的丰富度等方面也超过人类时，就对人的思维本质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⑥如果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成立，智能机器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那么，就难免导致以下一系列“顺理成章”的问题，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享有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就如猫、狗之类宠物尚且享有一定的动物权利，人形智能机器人与它们相比“更加高级，”，它们是否更应该受到尊重，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避免被人类过度使用，或者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具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包括不能被视为人们的“仆人”，不能够侮辱和虐待……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并且新的问题肯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⑦观照现实，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大潮汹涌澎湃，智能机器人可以比较廉价地生产，且仍然在不断地开发、完善和升级；智能机器人已经广泛进入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休闲、娱乐过程，成为人们学习的老师、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像家庭成员一样的机器人伴侣、孩子……展望未来，智能技术正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意识、创造能力、类人情感、社会交往属性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渐露端倪，很有可能变得与自然人难以区分。这一切令“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9日，有删改）

戏曲传统的多义与一致

傅谨

    现代社会急剧变动，传统却经常在不经意中以其变体出现，借此抵抗断裂的威胁。在今天的中国，广场舞风行一时，传统的秧歌却寥落无声。城市广场舞与传统秧歌的差异清晰可见，它们一在日常生活，一是节庆活动；一在城镇，一在乡村；一是流动的，一有固定场所。然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们都是群体性的、仪式化的，甚至同样都追求喧闹，均具备狂欢化这一明显特征。我不敢肯定广场舞的流行是扭秧歌的传统在当下的变体与延伸，然而它们之间难道真的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吗？

    我在戏曲研究领域向来被视为“保守主义者”，“传统”当然是我最常思考的范畴。多年来我经常面对这样的质疑：戏曲的“传统”究竟指的是什么？京剧从晚清到今天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以旦行的表演为例，梅兰芳和陈德霖、王瑶卿不一样，杜近芳和梅兰芳不一样，李维康又不一样，且不说程砚秋、筱翠花，还有今天的李胜素、张火丁。同样一出《玉堂春》，他们都唱，且都不一样，那么，谁是“传统”？如果陈德霖、王瑶卿是传统，那梅兰芳、程砚秋是不是就背离了传统？如果梅、程是传统，杜近芳和李维康是不是传统的背离？但我们说，尽管每一代艺术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个性表达，传统仍然是个整体，在美学标准与价值尺度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京剧的理解、在表演的美学取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恰恰是这种内在的认同，才能确保他们在具体手法的差异之上，拥有审美表达的一致性。

    所以他们都是传统的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传统之流。实际上戏曲诞生近千年，传统还形成了呈现在时间上的多样性。贾志刚先生曾经说有三个传统，我基本认同他的观点，但做了一些校正。在我看来，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及其演出形态，戏曲的三个传统，一是从昆曲直到晚清京剧成熟，这一时期包括南戏、杂剧、传奇和明清时期的地方戏；二是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因应这个时代蓬勃发展的商业剧场出现了新剧目与新的表演形态；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改”时期，对传统经典大范围改造后形成了新的传统戏及演出形态。我们今天所谓“传统戏”，其实基本上是指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传统戏，又经历“戏改”之后所呈现的形态，只有京剧、昆曲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得以幸免。戏曲史上当然有逸出传统规范的个性表达，比如包括样板戏在内的大量当代戏曲新创作，就没有形成戏曲的第四传统。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人们谈论继承传统时，指的就是继承前述三个传统（尽管它们也是有差异的），所谓回归戏曲本体，同样指的是要矫正以样板戏为终点的、背离传统戏曲表演美学原则的那些舞台手法。因此，人们通常笼统地将戏曲看成“传统艺术”，却从来都没有说要无条件、无辨别地继承所有过往的艺术作品及其表达，对于那些美学上与之相悖的取向则不应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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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读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