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培养和成就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驭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升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营销与购播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李清照现存的词曲中，有四分之一出现了与香炉，焚香相关的意象。为何李清照对香炉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要从香炉的用途说起了。

    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炉不知最早起于何时，也许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青铜鼎。鼎用于烹煮肉食和祭祀，香炉里装的则是香料，都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的尊敬。香炉真正的成型和发展，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每日举行的敬佛礼佛的过程中，就包含了焚香的仪式，这使得焚香的习惯更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到了宋代，焚香已经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当时生活中的“四艺”，成为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程式。宋代时，各种香炉除了供皇室、贵族和文人使用之外，也广泛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了。不但敬神祭祖要用香炉，在厅堂卧室里要点燃香炉，甚至在各种高端的宴会、欢乐的庆典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一些小型香炉更是成为文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人在户外乘凉，慵懒地躺在槐荫之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香炉，从他惬意的表情上，仿佛可以闻到空气里的清香。

    在汉朝，有一种“博山炉”已经在皇宫和贵族中流行了，炉体常用金属制作，呈青铜器中的容器豆的形状。炉子上面有高高尖尖的盖子，表面装饰着重叠雕刻的奇禽怪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因此这种香炉就称作博山炉。后来，逐渐出现了青瓷或白瓷做的瓷香炉，香炉的样子也不再是单一的仙山了。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这金兽便是做成动物造型的各式香炉。香炉是为了燃香取味，打造得小巧可爱，也可以装点室内陈设，这些金兽就有麒麟、狻猊、狮子、凫鸭、仙鹤等样子，看上去一定很萌。李清照这首词曲中的“瑞脑”，便是南宋文人焚香时用的香料了。汉朝时期博山炉都是有盖子的，应该是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有关。在西汉之前，焚香用的都是屈原说的“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茅香或蕙草，用法是将草放置在香炉中直接点燃。草叶燃烧后产生馥郁的香气，但有个毛病，就是烟火气比较大，烧太猛了还挺呛人的，所以得盖上盖子。

    汉朝之后，南海地区树脂类的龙脑香和苏合香传入，香料被制成香球或香饼，在下面放上炭火，高温将这些香料一点点烫燃起来，香味也很浓烈，烟火却少了很多，于是香炉在造型上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做成金兽等造型之外，也出现了各种敞开式的香炉。香炉的广泛应用促进其自身在宋朝获得了大发展，宋代的皇帝都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特别是宋徽宗最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加上宋代文坛中古文运动，也追求文以载道，反对浮靡的风气，素雅而简洁之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宋代重视金石之学，仿古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青瓷仿制成商周青铜器的样子，而把它们缩小，便成了各种精致的敞开式小香炉，比如仿青铜鼎、鬲和樽的小香炉，还发展出高足杯式炉、敞口莲花炉、镂空覆盖式香炉，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可以方便地在室内移动，受到广泛的喜爱。

    于是，追求雅趣的李清照自然会喜欢上当时广泛流行的香炉了。她将自己的忧伤化作精致的悲情，投射到了一切美的事物上，香炉便与春花、微雨一起，成了李清照最喜爱的审美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在李清照的词曲中，虽然香炉、香烟屡次出现，却从未提到香枝，在《槐荫消夏图》中，也只见香炉不见香枝插在里面。其实线香在明代才出现，在宋代，燃香常用的方法还不是直接点燃，而是透过炭火的焙烤而取其香气。因此我们在宋代绘画中只见形象各异的香炉，却看不到插在炉中的线香。

（选自方舒《李清照的香炉：沉香玉炉袅残烟》，有删改）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并不是一味讲“乐”，不讲“忧”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来说，虽然《系辞上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但《系辞下传》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要稍许深入地阅读《周易》六十四卦，则不难发现，这本占筮之作，自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我们读《周易》感到耳旁有两种声音，一是号角，另是警钟。两种声音相比较，警钟之声更是惊心动魄。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六十四卦排在最后的一卦不是表示成功的“既济”卦，而是表示没有成功的“未济”卦。这种排列，绝非出于形式上的考虑，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善的“既济”，而只有不完善的“未济”，我们才更应该努力，永不懈怠地努力。而且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正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更应警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哲学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诚然可贵，但中华文化的忧患观念最为重要的不是忧患的态度，而是忧患的内涵。从儒家最古老的典籍《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中国儒家一直弘扬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战国时，孟子接着《礼记》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响亮地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将忧民摆在首要地位。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将忧患的内容扩大到天地万物，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确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其人生意义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中华美学的伦理特色获得一种较为浓重的悲剧情调与崇高气概。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动乱的时间多于太平年月，因而，悲凉兼悲愤的精神可以说渗透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国家政权，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又多是改朝换代式的动乱，因而中华美学中的悲剧情调其具体内容更多体现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慨叹。实际的悲剧反映在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旋律之一。中国美学特有的“教化”说、“诗史”说的产生，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乐天知命”的传统在美学中并没有表现为喜剧的形式，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它不仅不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构成对立，还与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这种情怀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审美形态是复合型的，崇高兼有优美，悲剧兼有喜剧。

    （摘编自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

    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的命令上传下达机制。驿传制度伴随着国家政治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唐代，驿传制度更为严密和完善。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唐诗》中有大量与驿传相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探析唐代驿传制度的相关内容与特点。

    唐王朝“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卷三八）。统治者为了对辽阔的疆域实现有效统治。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及各级交通组织，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文书驿传网。较之于前代。唐代驿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扩充。韩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写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用“鱼鳞”来形容唐代驿站的数目繁多，可谓确切而形象。此外，从王周《路次覆盆驿》“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云外盘”中可以知道，唐代在最为偏远的地区也设置有驿道和驿站，就诗中所提到的驿站驿馆名称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唐代关于水驿、陆驿、水陆兼办驿的驿传设置。例如，韩琮的《题商山店》商山驿是为陆驿；王建的《汴路水驿》提到的是为水驿；而武元衡《题嘉陵驿》写道：“悠悠风施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可以看出，嘉陵驿属于水陆兼办驿。

    不少唐代诗人初仕阶段都曾担任县级职官，主持驿传，并留诗以纪。“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中看来，驿中生活十分清闲，甚至可谓百无聊赖，。但这只是对于驿长而言，下层驿使的工作与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驿使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迎接使客；二是管理驿厅，安顿食宿；三是传送文书，其中最为艰辛的必是舟车劳苦传送文书。蒋吉的《大庚驿有怀》中，“一囊书重百馀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几字道尽驿使工作之艰辛。

    “驿骑来千里，天书下九衢。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传递文书是驿传最重要的任务。有时，驿使也会传递往来信件。“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边愁》）是崔湜客居他乡凭书传讯的无奈；“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逢归信偶寄》）是李益对亲人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思念。除此之外，驿使还会递送一些物品，作为边塞战士与家人沟通的桥梁。

    唐代驿传随国势变化而兴衰。中晚唐邮驿普遍衰落，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驿站都已荒芜。刘禹锡的《杂曲歌辞，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直观地反映出中晚唐驿馆衰败的荒凉景象。

    驿站为文人迁客等提供食宿，驿传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驿传制度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发展，也成为唐朝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王云庆，郭熠程《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有删改）

    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挤挨挨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直看得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只能吃大路货，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每次看到书单和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

（选自南报网《投食下的阅读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