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①，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②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变化产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取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读《雷雨》不免要涉及“周朴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旧话题。一言以蔽之：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反面人物而已。他像康大叔那样凶残，像葛朗台那般贪婪，他也有鲁四老爷似的道貌岸然，但他又不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重合。特别是“周鲁相认”那一场，周朴园对鲁侍萍那种似爱非爱的感情和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

    30年来，周朴园有如叶公，把他和侍萍这一段恋情作为“龙”的形象，牢牢地“画”在他的记忆中。这体现在他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比如他保留了侍萍“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家具等），保留了她“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甚至念念不忘“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旧衬衣以及那件旧雨衣……作者让周补园如此念“旧”恋“旧”，是颇具苦心的。善良的读者和观众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所原谅。可不，连鲁侍萍不也几乎被软化了么？

    但即使痴情至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周朴园画的“龙”，只是为了供自己在灵魂空虚、感情寂寞时咀嚼。一旦“生龙”降临，他决不会用这张旧船票重登当年的客船。

    把握了这一点，认识“相认”的戏就不困难了，从周鲁相遇到相认，周朴园发问四次：

    “你——你贵姓？”“你姓什么？”“你是谁？”“你、你、你是——”精明的周朴园问得怯，聪明的鲁侍萍答得巧，情节一波四折，事态则越来越明朗，周朴园的语气也越来越迫切。真相大白后，周朴园的态度、话言陡变，但变而不离其宗。他首先要弄清“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两大问题。答案是令他放心的：这纯属邂逅。于是他用30年“画龙”的良苦用心暂时稳住了侍萍的情绪。周朴园毕竟不是叶公，他老谋深算，伺机出击，力图将30年的积案了断于瞬间。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带“好”字的七段台词：“那更好了。”“那双方面都好。”“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好得很。”“好，好，好，”“很好，”鲁侍萍既不要他偿还感情债，也不要他以金钱抵偿，更“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周补园最后的威胁全部解除，对他确实再“好”不过。

    在这一过程中，周补园到底给了鲁侍萍什么呢？一，让她“看一看“儿子周萍，这一点做到了：二，给了她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被侍萍当面撕了），5000块钱值多少？有一个参照数据，当年周补园“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这么一比，鲁付萍30年受的苦只值这笔“收入”的1/720！这就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和“爱”！

（摘编自吕厚泽《叶公好龙似的情和爱一周朴园》，有删改）

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周志雄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盛，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而现在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应时代而生，网络文学主要吸收了古今中外通俗文学及影视游戏、动漫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网络文学成盗版“重灾区”，且侵权成本低、举证维权难，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中国现代文学主张“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真的文学”，文学要为现实、为人生，表现自我，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对古典文学进行全面革新.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与纸媒小说相比，网络连载几乎不受篇幅限制，拓展了网络小说的内容空间，出现了大量数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与那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相比，网络小说故事性强，结构显得简单，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生含量与艺术含量相对要稀薄，更注重娱乐性，风格上轻松、明朗，充满谐趣。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人们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以颇具时代性的轻松故事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网络文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在精神内质上与当下读者的心意相通.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读来轻松、好看，不“烧脑”，满足了读者的梦想要求，所以，网络小说常被称为“爽文”比如那些青春校园小说，以轻盈的故事叙述青春爱恋之路，守望真情，回望青春的迷茫焦灼，让同类身份的阅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

    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好的网络小说作品是那些适当借用小说套路，但不依赖套路，而是发展、超越套路的作品即便是借用同样套路的作品也有高下之分，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对故事结构的把控力，对生活的洞察力，故事中人情事理的合理性，类型领域的开拓性，细节深处的表现力等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需要向传统文学学习，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只有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融合世界优秀文学传统，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内在品质，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