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李岘，吴王恪孙也。折节下士，长吏治。天宝时，累迁京兆尹。杨国忠使客骞昂、何盈擿安禄山阴事，讽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缢杀之。禄山怒，上书自言，帝惧变，出岘为零陵太守。岘为政得人心，时京师米翔贵，百姓乃相与谣曰：“欲粟贱，追李岘。”寻徙长沙。永王为江陵大都督，假岘为长史。乾元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辅国用权，制诏或不出中书，百司莫敢覆。岘顿首帝前，极言其恶，帝悟，稍加检制，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然深衔．岘。凤翔七马坊押官盗掠人，天兴令谢夷甫杀之。辅国讽其妻使诉枉，诏监察御史孙蓥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诉，诏三司讯之，无异辞。妻不承，辅国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虚覆按。若虚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逐李晔岭南，流蓥播州。岘谓责太重，入言于帝曰：“若虚希．旨用刑，乱国法。陛下信为重轻，是无御史台。”帝怒，乃出岘为蜀州刺史。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曰：“岘言直，不敢专权，陛下宽之，只益盛德耳。”代宗立，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乘舆在陕，由商山走帝所。还京，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东京平，陈希烈等数百人待罪，议者将悉抵死，帝意亦欲惩天下。岘时为三司，独曰：“法有首有从，情有重有轻，若一切论死，尚为仁恕哉？况河北残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开自新之路而尽诛之，是坚叛者心，使为贼致死。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衣冠蒙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岘力也。永泰二年卒，年五十八。

（节选自《新唐书．列传．卷五十六》）

    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熹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见，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光武破寻、邑，憙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邓奉反于南阳，憙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憙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憙书，乃惊曰：“赵憙真长者也。”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其年，迁憙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憙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久长规。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节选自《后汉书·赵憙传》）

    顾和，字君孝，侍中众之族子也。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和尝诣导，导小极，对之疲睡。和欲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族叔元公道叶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导觉之，谓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

    初，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和奏：“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特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

    顷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① ， 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书令。和谓所亲曰：“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祗王命，盖以才足干时，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乱，将何以补于万分？”帝又下诏，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时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泾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赃罪听自首减死而尚内挟小憾肆其威虐。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时江夏公卫崇并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复行重制，违冒礼度，肆其私情。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诏从之。永和七年，以疾笃辞位。其年卒，年六十四。

（节选自《晋书·顾和传》，有删改）

【注】①练：是练祭的简称，出自《礼记·曾子问》，为古代亲丧一周年的祭礼。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汉司徒禹之后也。汉末入蜀，未见知待。时益州从事张裕善相，芝往从之，裕谓芝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芝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所在清严有治绩，入为尚书。

    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权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原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十四年卒。

    芝为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简，不饰意气，不得士类之和。

（节选自《三国志·邓芝传》有删减）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