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湖北省宜昌市部分示范高中教学协作体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节选自《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方面,传统中国将道德作为核心要求,而西方则置道德于个人层面,不要求官员充当道德的表率。 B、传统中国对官员的要求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西方对官员的考核局限在公权力领域,私人领域不影响其职位与权威。 C、传统中国的官员是道德型官员,以清正廉明为考核依据;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贯彻执行为考核依据。 D、传统中国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重视官员的主观能动因素;西方政治的着重点在法制,强调“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明朝制度规定,为保证言官发挥职能,言官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在京三品大臣,出身胥吏、曾犯奸贪,均不得担任言官。 B、明朝言官选任程序严格复杂,不但要进行民意调查,还要通过时务策问或章疏测试、人物品议等方式对人选进行考察。 C、明朝选拔言官非常慎重,除了对人选的专业技能有较高要求,还对其道德品质、政治素质、仕途经历等方面有明确要求。 D、明朝的监察御史、给事中并不隶属于六部和地方政府,从体制上避免了对言官的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朝言官总体上具有人身安全保障,这是他们能尽职尽责,积极发挥对皇帝、阁臣和地方政治的监督作用的重要原因。 B、明朝有制度化的言官系统,整个言官群体也较好地发挥了劝谏作用和监督作用,因而明代的吏治较其他王朝清明。 C、传统中国极其重视官员道德的政治功能,所以对官员的监督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维度,言官须从道德角度监督官员。 D、明朝言官虽官阶等级不高但权力很大,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可对部分小事情即刻决断,因而具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晴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蜒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家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是浓得化不开的情结。然而古往今来,少小离家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人生选择与内心情感逆向行驶,并非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炽烈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选自2016年01月20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张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