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民族气节传千秋

柳琴

    1989年冬，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法大会，归来时已是1990年初，楚图南建议我途经广州时访问关山月、商承祚、欧阳山等老前辈。楚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世人说画常说价，我言民族气节传千秋。抗战时期，关山月在画家中是“以笔代戈”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关山月1912年农历九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埠场果园村，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时期。他原名关泽霈，自幼喜爱作画，所见之物皆可入画，被乡里称为奇才。他的父亲教子极严，令他从六岁开始读私塾，经、史、子、集，诗词、书法都要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国事与艺坛的巨变中，少年关山月立下了以笔墨报效国家的志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丧在日寇之手，他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用“子云”的笔名举办画展，开始“以笔代戈”，伸张民族大义。

    1935年，他入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画，由老师更名为关山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使城镇百业凋零，大片乡村哀鸿遍野。1938年广州沦陷，他与妻子在撤退时失散，经历了国破家亡、与牲畜为伍的岁月。关山月寻师到澳门，住在普济禅院。这两年中，关山月创作的抗战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逃难人民所受战乱之苦，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震撼人心。那时，关山月以教书为生，还在慧因法师的帮助下教绘画班，白天写生创作、筹备抗战画展，晚间忍受着饥饿研究画艺。抗战画展经费不足，装裱没有钱，慧因法师援之以手，为关山月签名担保。在香港、澳门举办的抗战画展取得成功，叶浅予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同时，他创作的《渔民之劫》等四幅作品入选由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关山月的抗战组画只展不卖，他的花鸟山水画受人喜爱，被抢购一空。当他归还装裱费时，慧因法师已为他付清此账，还叮嘱他将钱用于抗战画展在大后方的巡展。关山月永远忘不了慧因法师的高风亮节，忘不了这位出家人对抗战画展的慷慨资助。

    1940年，关山月告别恩师高剑父、知音慧因法师，越过日寇的封锁线到达广州，因无法战地写生，他辗转到达大后方。关山月一面在云、贵、川写生，一面在桂林、贵阳、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开办抗战画展，用画笔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这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陶行知、夏衍、欧阳予倩等一大批抗日的文化人士，他的绘画技艺也不断升华。他创作的《黄河冰桥》《塞外驼铃》《蒙民迁徙图》等一大批作品被各界称赞。于佑任为他的《哈萨克鞭马图》题词，吴其昌为他的《漓江百里图》题写长跋，张大千花一千元高价购买他的一幅山水，美国新闻处出高价欲购关山月所摹敦煌壁画。徐悲鸿评价他的画：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他题跋：纯以写生之技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朱光潜预言关山月的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1946年他的名作《祁连放牧》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在巴黎举办的教育展览，备受赞誉。1948年他应邀出任广州艺专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从此走上了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的新历程。

    关山月一生与民族同忧同喜。1949年他参与绘制巨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表达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的豪迈心情。1959年他与傅抱石合作了《江山如此多娇》，画面气势宏大，喷薄而出照耀千山万壑的骄阳，吐露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后，关山月饱含激情为联合国中国厅创作了巨幅《报春图》。1976年，关山月以《松梅颂》表达全国人民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直至胜利的自信。几十年来，关山月的创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画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把关山月的《俏也不争春》评为世界名画。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多次代表国家到国外交流讲学、办画展，美国加州长堤州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关山月特别喜爱梅花，爱她的风姿，更爱她的风骨。1993年我主持操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赴广州征画，他慷慨地拿出大幅《梅竹图》参展。他与楚图南都爱梅花。楚老曾为关山月题写过一首梅花诗，诗曰：“不怯严寒不争春，清梦幽香月下魂。万般心事如相问，应比梅花瘦几分”。楚老去世后，我将楚老生前为关山月所书的一幅梅花诗遗墨转给他，关山月非常珍视。去年夏天，正当我为楚图南诞辰100周年筹备出版纪念文集时，关老携女儿关怡来京，送来一幅他写的“一生心事问梅花”。他告诉我，这幅字取自于楚老生前常用的一枚印章。我把这幅字用于楚老纪念文集的封面。关山月常以梅花自喻，在文革初期，他因画梅花而被批斗下放。但他依旧深爱梅花。他对我说：“我关山月永远是布衣本色，只是风骨不改。”

（选自2000年08月0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秋来查干湖

李旭光

    查干湖美，美在秋天。秋湖的长天，极为疏朗。站在环湖路上，依稀看得见天宇的穹顶与湖水交割的弧线。惊鸿照影，间或掠过几朵祥云。夜幕乍落，伫立在湖岸高坡上的妙因寺，不时传出阵阵晚课的钟鼓和诵经的吟唱，剪影里，空气也凝固了一般。到了晓夜当空，繁星拱月时，天上湖中，已辨不出哪里是真实的，哪里是虚幻的。

    查干湖美，美在秋水。秋水如娴静而又落落大方的少妇，深邃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你。从松花江引入湖中的百里运河，已放慢了流速，使得这时的湖水波澜不惊，清澈见底。泥沙已经淘尽，水中的游鱼和水草分明可见。夏日肥得如油的湖水，已经显得清瘦，是湖水中的鱼虾和健硕的蒲苇把它的营养吸吮殆尽。湖水从暑热变为秋温，鱼儿多半向湖的深处游去，垂钓的人们便懒于来此蹲守。随着秋一天天走向肃穆，湖区的游人也少了许多，但仍有不少老人、情侣、画家、摄影家、迁客骚人来此小住。与其说是游湖，莫若说是人生的一次悄然回眸。

    查干湖美，美在秋草。轻露染过的蒲草依然葱郁滴翠，很深的一截还在水里，蒲棒却透出橙黄。渔民介绍，蒲棒采摘下来，可以作为驱赶蚊蝇的香炷，一支蒲棒，可以燃上几个小时。有些地方用蒲草做床垫，铺在下面厚厚的、暖暖的，还散发着蒲香，销路很被看好。秋苇比起蒲草来，要更美些，更张扬些，更浪漫些。一枝枝、一簇簇，泛着轻黄的舒展的苇叶，就像跳藏族舞的姑娘，张开双臂，弓起腰肢，献出哈达。而泛着油光的银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柔软地散落开，烈火呼啸般地狂舞。修长的苇秆，接踵摩肩，竹林般地森然列阵。待到湖上结冰时，这些蒲草和芦苇都要被渔民割掉。割去固然可惜，但为了将一腔热血回报养育它们的大地，为了来年春天新生命的再一次萌发，想一想，也就释然了。湖中还有铺天盖地的菱角与荷花。花期过后，尚有一片片圆得可人的叶子浮在湖面，新绿里透着油一般的光泽，圆叶的下面，是一枝细蔓连到湖床。这时，肥硕的菱角，黑黝黝的已经成熟。记得小时候开那达慕大会时，总有一些小商贩，将菱角煮熟后对半切开，用粗瓷碗盛着叫卖。孩子们用菱角那略朝里弯曲的锋利的尖儿，把果肉从菱角壳里抠出来，送到嘴里，吃起来真香。荷花的莲蓬籽，连同泥里鲜嫩稚白的藕都已成熟，渔民们却不舍得去捡拾，任由它们在湖中自在地散落，肆意地蔓生。

    秋天的查干湖，是水鸟的王国。从8月底到10月初，在北国圣水中完成季节性侨居、顺便又繁衍后代的候鸟，几十万只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湖中翔集。对水禽颇有研究的鲍鹏友局长告诉我，这里面有天鹅，有丹顶鹤、白鹤、灰鹤、苍鹭、白鹳，有大雁以及其他近百种水禽，其中，光是野鸭，就有针尾鸭、绿头鸭、赤颈鸭等20多种。一时间，湖中用来接待“客人”的蒲苇显得容量不足，鸟儿们吵闹着、争抢着、嬉戏着，一边庆幸着对圣湖的占领，一边抓紧时间在这里捕鱼啄虾，补充能量，同时讨论着生活琐事，谋划着南归的路线。

    秋天，湖中的鱼也肥了。南湖的水草茂密，草根鱼、青根鱼长得特别快。夏天到南湖垂钓，听到“咔哧”“咔哧”，那是草根鱼进食的声音，“咯嘣”“咯嘣”的声响则是青根鱼的。青根鱼被渔民归类为牙鱼，它们非常爱吃田螺、河蚌等贝类，因此青根鱼的牙床后面有个冲压床一样的凹凸槽，骨头自然是极硬的。渔民在食用青根鱼前，都要先把这块骨头取出来，做成小饰件。青根鱼的肉雪白、细腻，口感极爽，是湖中的上佳之品。每年冬捕时，南湖的青根鱼一出水就极畅销，大的四五十斤重，一两米长，一斤就要卖到100多元钱。在北湖，鲢鱼、鳙鱼、鲤鱼、湖虾，俱为上佳之品。尤其是北湖的鳙鱼，俗称胖头鱼，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绿色有机食品。冬捕时，湖面上人潮涌动，车如穿梭，冰晶雪国里蒸腾着节庆的热浪。

    秋天的查干湖，最美的还是渔民。春天投放鱼苗，夏天管护，到了秋天，终于眼见着湖里的鱼肥了、大了，将整个湖都胀满了，渔民便美在了心里。他们这时开始收拾冬网，做着冬捕的准备。干活累了，几杯酒落肚儿，他们在一起海吹神聊，什么泥鳅用皮肤、肠道呼吸啦，胡罗鱼要在河蚌里产卵啦，老头鱼会冬眠啦，更别有一番情趣。

（选自《中国散文精选》）

提  琴

阿城

    老侯是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锛檩锛椽子。

    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站在原木上，用锛像用镐，一下一下把木头锛出形来，弄不好就锛到自己的脚上。老侯一次也没有锛到自己脚上。

    老侯对没有锛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枨，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人家来取活的时候，老侯问，这是个什么？来人说，不知道。老侯心里说，我才不信不知道呢。

    不过老侯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这件事一直是老侯的一块心病。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蒸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关系，是麻烦。因为是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这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浆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了，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耕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常会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联的。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要。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机的是台湾，这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痙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自我意识束縛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材料一

《功效主义》认为：“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功效主义的理论是后果论的：某一行为是否善好，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哪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

材料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

本文第⑥段中描写了“我”偷苹果后的心理。请综合运用材料一或材料二（或《乡土中国》中的其他观点），阐释这种心理的成因。

①神话和科学，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另一个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神话竟成了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又说：“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③这段话的主要用意是，我们对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理解为科学和神话是誓不两立的。只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举出希腊神话中这几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了科学的创造发明，神话中的部分幻想已被科学家实现，自然不得不消失。但神话对科学的启迪之功，终于是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重温神话中的那些“儿童时代的天真”，感到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也是很自然的。

④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里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能够在空中飞行，于是有关于“飞毯”的故事；梦想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快靴”的故事。自然，这些不过都是神话的幻想，可是这些幻想，不是都已经被今天的科学实现了吗？今天的飞机、火车、电动织布机、住房快速施工法等，不是都已经代替了远古时代神话中的幻想了吗？而神话，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构成幻影想象到了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神话实在可以称为“幻想的科学”。

⑤中国神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世界各国神话。千里眼，顺风耳的民间传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现在的电视、电话岂不是千百倍地扩展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吗？拿飞行的设想来说，中国的神话早已有“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述异记》卷上）、“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外国》这样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已通过神话幻想对飞行作了科学预见的描绘，其准确程度，当然又胜于像“飞毯”那样原始性的简单设想，实在令人惊讶。

⑥在医药方面，中国神话的想象更是大胆、突出。《博物志·外国》记叙的穿胸国。说穿胸国原本是被禹所杀巨人防风氏的后代，禹平治了水土，乘龙巡视海外各国，经过南方防风氏的部族。防风氏有两个臣子，想谋害禹不遂，怕禹降罪，拿刀自贯其胸而死。禹哀怜他们，叫人用不死草去救治他们，后来两人都活了，胸口从此留下一个洞，生下的后代就成了穿胸国。《述异记》载：“日林国有石镜，方数白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藏六府。”这竟成了科学的预言，今天的X光透视之类，岂不真的“可鉴五藏（脏）六府（腑）”吗？

⑦“嫦娥奔月”的神话，可说是达到了中国神话幻想的最高峰：神话居然设想吃了不死药的美丽妇女，竟飘飘然飞入了月宫，幻想那团栾的皓月是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这想象是多么美妙！可又是多么大胆！今天载人宇宙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使“嫦娥奔月”神话成了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成就今天是如此，说不定有一天科学还会让人们登上别的星球。科学固然伟大，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让人们作“嫦娥奔月”幻想，让人们通过幻想预见到今天科学现实的神话，岂不也同样伟大么？

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一段有名的话，对神话起源，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茅盾在《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里说：“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人们看见日月星辰向西北方的天空移动，大江小河的水往东南方的大地灌注，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便造作神话说，这是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的结果。如此等等，固然是神话幻想，但也未尝不可以将它看做一种古代人们的科学假说。虽然这类假说永远也不会通过科学研究而证实，不过基于求知这一点，神话和科学有共通的精神，人们终归还是会从神话幻想逐步走向科学的创造发明。

⑨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谈到神话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么说：

⑩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出它的意义，而且用神话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既定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⑪这段话使我们理解到，神话虽是一种虚构，但却不是虚妄，不是谎言，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使幻想的事物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事物，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

（摘编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