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文教材修订的思考

杨丽

    对学生时代语文课文的回忆，是贯穿生命始终的一件乐事。《丰碑》中身落白雪的军需旅长的凛然与无私，朱自清《背影》中老父亲爬月台时的心酸与伟岸，《少年闰土》中深蓝夜空下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十一二岁的捕猹少年的机灵与果敢，让我们一遍遍感受着民族精神、亲情、友情的震撼人心。看，这些少时课本上的文字，都已经根深蒂固于青年人的成长中，成为构建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作为他们精神根基的一部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学生语文教材的修订都会掀起一阵大讨论。不论是2013年对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替换，还是2014年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对《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等8首古诗的删除，或是如今对《谁勇敢》一文的撤换、《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被换为《智取生辰纲》、《洲际导弹自述》被改为《网络表情符号》，都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些修改，除了诟病或挑剔，显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解读。如避免学生理解偏难、减轻学生负担、为避免学生盲目勇敢导致受伤、更契合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更切合互联网时代的学生生活……然而，这些修改到底该不该，进步还是退步，还都需要专家或使用教材的师生来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材没有几十年不变地原地踏步。

    语文教材一成不变或倒退复古，都不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发展。用心的教材内容应该突出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用灵动有力的语言描绘大美的中国梦。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让学生能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独立思考和积极思辨的精神，而不是寻章摘句或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用语文塑造青少年的思想之魂、精神之魂，中国梦的实现也才能有更加坚实的青年基础。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在对蕴含思想深度的文章的选择和解读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教材编撰部门、学生、家长，针对不同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章要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所以我们也不必因为教材选择而焦虑。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渠道绝非只有教科书这一条。背负着从少年到老年的精神塑造重任的，除了教科书，更有课外读物、历史文物、人生经验与阅历。我们对教科书，不必过分盲目信仰，但在删改上仍需要无比认真地对待。

    对于极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单纯地“贴标签”，用好坏对错来评价。时代是在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主旨在与现实的摩擦中契合而又不契合，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看法在今天有了新的价值。教科书内容的更迭正是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气质和价值取向。所以，教材删改争议越大越不能大意、随意。在部分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自己的教科书内容时，教育部门就要当好这个把关人。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当时曾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次的“换血”中，也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比重，让下一代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握紧青少年手上的“文化之根”，让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更加厚重的文化根基。

    修订版教材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仍然值得人们期待。修订总是在争议之中不断完善的。彼时的真理也可能沦为此时的谬误，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步步完善。这样，既有利教育现状，也连接中国的未来。

（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5月25日，有修改）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我是歌手》已成为国内顶级的综艺节目，虽然参赛歌手基本以流行金曲和炫技高音为竞争手段，但这就是当今华语流行音乐的主流，因此丝毫无碍于吸引数量可观的大众观众。李健的出现，可以说打破了节目的惯常格局：他善于轻声吟唱，不会面红耳赤地升Key拔音；坚持民谣小调，不会投其所好地选择经典口水。这当然一方面会使自己在投票中面临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出奇制胜。事实正好是后者，听惯了高门大嗓和熟烂旋律的观众被这种温婉细腻和柔美飘忽吸引打动了。形容李健如一股清风一点没错，他在主流音乐、大众舞台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将徘徊在边缘舞台的民谣支流引入其中。

    李健承接了大陆民谣浪潮，然而不同于前辈历经沧桑般的回望青春、絮叨记忆，李健大部分时间是任凭岁月流走的，清澈和纯洁永远与他相伴相随。他无意于叙写完整的故事、描绘具体的人物，只在乎抽象的意念和情绪。和汪峰的歌词里总是频繁出现彷徨、失落、孤独等词汇一样，李健的歌里永远吟唱着爱、思念、向往、美好、圣洁、月光、星辰、白云、湖水、童年、年华，无论世界如何变幻、时光怎样残忍，都被融化在他轻雾般的幻境之中。因此他的音乐一定是安静的、超脱的、婉转的，也只有这种反复的抚慰才能安放那些飘忽的情丝。李健具备娴熟的古典音乐基础，信手拈来的华丽乐章和悠扬的编曲伴奏，必然是易于大众接受的优美歌路。所以李健只是民谣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先锋性和开创性的歌者。他的歌是一首首抒情诗，而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不可能只靠抒情就传诵千年。

    《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的选曲基本没有跳脱以往的风格，只有一首《陀螺》是批判性反思性的歌曲，却依然被他的嗓音柔化软化，完全失去了原唱者万晓利的困惑感、失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李健才受到欢迎，综艺娱乐节目的观众期待的是即兴的陶醉和廉价的感动，而非多想一层的深刻。除了登上过春晚的《当你老了》和琼瑶苦情歌《在水一方》，李健在比赛中演唱的其他曲目都不是新歌，也都没有在大众层面真正流行过，哪怕原唱者有足够的名气、足够的金曲。

    同时，太久的安静总会失之于平淡，这是李健最大的危险。他的歌永远飘在云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乍听时会觉得梦幻清爽，飘得久了就会缺氧头晕。而那时，也正是李健回归自己、回归往昔的时刻。

    李健这一次文艺性的胜利是诗意想象的中产阶级和小资的胜利，真正的中产阶级和小资是不会满足于、甚至不屑于关注一档大众综艺娱乐节目推出的歌手的。而且当李健成为大众偶像时，便再也无法适用于小资和文艺青年们彰显独特品味、区别主流审美的本质需求了——我的李健不能是大家的李健，大家的李健不是我的李健。

    供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作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组织，其供祀活动及其社会意义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

    在儒家传统教育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被认为同等重要，因而对书院教育而言，教学空间和供祀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组成部分。供祀作为一种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历来受到古代教育者的高度重视。由于儒家思想的精微体现在对孔子学说的传承上，在书院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供祀仪式，彰显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境界。这种严谨而规范的供祀形式作为书院的文化“规则”，一直受到书院管理者甚至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书院的文化发展要依靠学术传播，即依靠对本学派学术旨趣的承传，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外，还要从精神上进行承传。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供祀，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拥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南宋以来的书院无不将供祀本学派先贤作为标榜自身“正道脉而定所宗”的学术追求，如白鹿洞书院的“宗儒祠”供祀周敦颐、朱熹等人，就体现了其学术旨趣。

    书院供祀并非单纯学术上的追求，在漫长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书院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教育组织发展为集教学、藏书、祭祀、出版、经营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官方的扶持、地方贤达的资助、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书院巩固地位、扩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对社会上那些关心书院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宦和贤达，书院供祀空间也为他们留有位置。如岳麓书院在明嘉靖五年（1526年）设立了“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显示了书院对他们功德的追怀和弘扬，也显示了书院在文化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追求。

    清代书院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选取供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且有过较大影响的有功人士，也会得到书院的崇敬和供祀。这种供祀对象多元化的模式，与宋代及以前书院供祀对象的单一化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康熙年间河南大梁书院供奉各类社会贤明人士达150人之多，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选自蒋建国《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有删改）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敢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我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推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续”。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城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文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0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