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的礼制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廓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着巨大影响。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梳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再现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以求我们在新的民族竞争面前，在国家民族的转型期把握住富国强民、团结奋斗的主调。

（摘编自安然《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态学和美学各自研究对象的交叉部分，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美学研究人与现实（自然、社会、艺术）的审美关系。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学研究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包括人与其环境、与其他物种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不仅研究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研究人和自身的和谐关系。

    从学科性质上，生态美学的最终落脚点在美学，而美学的最终依据在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生态美学找到其哲学依据。中国《周易》及道家思想、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印度《奥义书》等人类早期的哲学、宗教典籍里蕴涵了万物生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和万物拥有同一个来源，那就是“道”，庄子也主张物我合一的自然哲学。人与万物同构、同源、同具有道性或神性，这是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首先，人与万物交换能量。人需要阳光、水、空气、食物，如果这些被污染被破坏，必然殃及人类自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时刻离不开自然界，所以人类应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其次，人与万物交换信息。人情感反映都是在与万物共在中发生、发展的，而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再次，人与万物的关系不可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在于我与你的关系，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万物的欣欣向荣必然使人感觉愉快，万物的肃杀衰败必然使人心生哀戚。从人和万物的生成角度，我们不仅能够找到生态美学的学科依据，也能够找到生态伦理学的学科依据。

    西方现代美学所探讨的人与万物之间的审美关系与现代生态学关于人和万物相互依赖关系的观点具有一致性。首先，认识论美学把人和审美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现代美学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对象有了知觉和情感，与人心灵得以沟通，因此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其次，传统美学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后者涉及真理，而现代美学认为它们原本就是共生的、同根同源的，思维包含了感性，艺术揭示着真理。

    从研究方法上，生态美学可能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但是更根本的是人文科学的方法，如现代解释学的体验、表达、理解等。数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数字，比如某些物种的数量及分布，使我们对于生态状况有直观的了解，但是数学不能解决生态美学的问题。庄子体会到鱼在水中畅游的快乐，现代人体会到藏羚羊趋于灭绝的痛苦，只能进行体验和解释，不能以科学实验来证明。

悲剧美的音乐诠释

    ①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音乐中的悲剧美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的、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

    ②悲剧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悲剧”，也不同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而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所以它既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戏剧体裁中的悲剧有着内在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美学悲剧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事件,包括了一切艺术对这种苦难现象的表现。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悲剧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必须能使人兴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的一种”。这表明悲剧是一种富于哲理性、崇高的艺术。不过，并非所有的崇高都是悲剧，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属于崇高，那些表现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具有震撼力，本身就与崇高相通。但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的悲剧则是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不应有的痛苦而引起人们同情、沉思。这类悲剧性与崇高相去甚远。然而悲剧的效果就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类似的苦难，来引起人民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和陶冶情操。

    ③大多数美学家认为，悲剧除了痛感之外还能给人一种深层次的快感。音乐作品中存在大量以悲为美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解释：“怜悯和恐惧是人们最容易滋生的两种情感，必须用悲剧、音乐等艺术手段，将这些容易滋生的、过分强烈的、搅乱平静生活的情感宣泄净化，而重新回复心理平衡。”悲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沉浸在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之中，而是使人的灵魂重新进入一种平静安宁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着自由的喜悦。

    ④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的舒张，而所谓的“生存快乐”，只有在受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熟知的贝多芬，他的幸福恰恰源于他的痛苦压抑和孤独。在他三百多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都化作了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他用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一切具有悲剧美的哀伤里，都能发现可以化作积极力量的因素。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充满了人生不幸的控诉，音乐中刻画的社会冲突性，认识悲剧的深刻性，表明了悲剧美正是源于痛苦，这种痛苦又代表着神圣精神力量的升华——从痛苦走向欢乐。

    ⑤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只有对苦难和毁灭的抗争，才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美，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全部光辉，张扬人的生命本质。

    ⑥音乐的审美功能在于它能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使人们在音乐中找到自己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感之流的连接点、交汇点、融合点。并在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感流入自己的心灵。音乐用其特有的方式诠释悲剧美，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

（节选自《文艺生活》，有删改）

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方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 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l"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健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湘》，《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高度的融诗意美与禅意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其根源正是耕读生活。这种让生命实现自主、自在、自觉的耕读生活，使中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向了源于心法的内求性、自我生命体验的崇高性、与天地感应的自在性之路，由此使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在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当高强度的农耕劳动从满足生计中解脱出来后，农耕劳动不是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在21世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农耕劳动价值将比任何时候都大。脱离生计的劳动之后，农耕劳动所携带的具有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生命的价值更加凸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物质产品丰富之后，什么样的劳动才能成为人类第一需求？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成为人类生命最优陪伴的劳动，不是现代工业化的工厂劳动，也不是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只能是集生命健康、艺术创作、物质自养、精神自主为一身的农耕劳动。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劳动革命。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工业化时代的许多劳动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但由于我们对此缺乏正确认识，对于即将发生的这种劳动替代的革命充满了恐慌和不确定性。其实，现代智能机器人所替代的恰恰是工业化时代对人性和生命有副作用、有异化的劳动，但对人类生命有价值、没有异化的农耕劳动不仅不会替代，反而更加凸显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时代不是人类成为智能机器人奴隶的时代，而是人类从异化劳动解放的时代。

人正是因为劳动才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21世纪人类劳动革命的意义，是让劳动承担起实现人类生命崇高，使人类与机器人有区别的新使命。让人类从劳动满足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的生命健康、生命崇高、生命幸福价值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

今天中国教育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越来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严重导致了“做人教育”的供给不足。从“做事”层面看，耕读教育没有什么价值；从“做人”层面看，耕读教育恰恰是现代非常需要借鉴、传承的。

按照新时代劳动观，如何让耕读教育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是当代中国迈向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耕读不仅是从儿童到大学生的做人教育的必修课，也应该成为如何做中国人的必修课。

耕读教育重新定义中国乡村的价值和未来，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耕读教育是我们迈向新时代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的重要教育。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不是单纯的资本下乡的产业振兴，而是中国古老乡村文明如何实现与新时代嫁接的振兴。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耕读教育将会承担起将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新时代嫁接、过去与未来对话、城市与乡村互补共生、物质与精神统一的使命。

在全国开展耕读教育，不仅可以让国人在精神上找到回家的路，还可为乡村振兴带来人气与人才、资源与市场、自信与文化。耕读教育，不仅会使全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也会推动乡村教育改革，使古老的乡村在耕读教育中走向振兴。

（摘编自张孝德《千年耕读教育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