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该有延续文脉的自觉性

葛剑雄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从国都至县（邑）的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全国的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军事中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随之消失。一旦城市的功能改变，即使自然条件依然如故，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都会随之改变。否则，这些硬件和软件不是过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废弃，城市就会失去生命力。

    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当时存在的文化，还包括过去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城市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件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②“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③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社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④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刺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到南北朝，再到唐朝，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洞窟和壁画，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⑤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材料一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想象的过程，几年前，不少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电商、微商上；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互联网正“跨界”融合各种行业。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电子商务总量全球第一，电子支付总额全球第一，2017年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中国的“网事”，让世界期待。反过来看，中国可以也应该成为世界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力量，让互联这个人类的共同家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让数字世界真正造福人类，互信、共治，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原则。只有互信，才能让虚拟的网络空间进一步凝聚起共识，聚合成奔向美好生活的正能量；只有共治，才能让互联网有原则、有规则，网络空间才能更清朗，数字经济发展才能更强劲。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二

      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将牢牢占据全球经济发展首要位置。因此，不少国家和企业开始使用战略眼光发展数字经济，他们出台各种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全力抢占经济增长新巅峰。

      数字经济不仅有大数据、云计算这样的增量市场，现存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融合之后，还产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由此带来不少利益冲突和矛盾。比如，网约车走红让传统出租车行业喘不过气来，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诈骗天天花样翻新。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出台有效、高效的监管方式，既不完全否认传统行业的贡献，又不伤害新业态成长的积极性，需要认真探索。

      总之，数字经济让全世界的行动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前进的车轮不会停下，要想未来更美好，只有不断完善自我、迎接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三

2017年各省市数字经济规模排名（前十五位）

材料四

      从数字经济内部各个行业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战略基点是依托快速增长的用户量，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这种思维充分利用了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用户流量红利，使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手机等应用型硬件发展迅速。但是，在面向企业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行业，发展仍不够理想。

      而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数字经济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要为实业经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既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文论是“应该传承的文化遗产”，但它不应只是一项遗产，它应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代发展，生活巨变，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老子的思想就无益于今人？文化史家雅克·巴森说：“在专家主义的氛围下，我们把文化整个委托给了专家，就算有人出于好意而想要分享文化，文化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艺术与美学的价值，在于它们变成了专业，变成了光环。”古典文论需要的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激活与转化，使之直抵现代人的生活与精神。

    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并非与文言文不相干。甚至可以说，文言文学的复苏，正是时下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文言文学的复苏有三种类型，一是文言写作的全面传承，如旧体诗词的写作在当今的回归。二是文言文学素材的再生，如文言小说中的题材、人物、故事的再创作。一方面，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与现代技术的发展，当前国产魔幻题材影视剧迎来了时代的机遇。像《山海经》《搜神记》等神话志怪类文艺作品，因其自身潜质，为魔幻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着丰饶的资源。另一方面，历史题材成了年轻人网络小说创作的主流，如2009年“起点”中文网，就有原创历史类小说11320部。因而，文言文的审美经验，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三是文言书写的美感机制，即文言文学在素材与语文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属于精神与美学的复苏。不久前，一位作家以唐代诗人韦应物一首小诗中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两句，发起了一场“续写运动”，不到一周，阅读量达2507万人次，转发10余万，评论超3万。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用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兴”来论述。以他人成句起兴作诗，是“兴”观念下的一个诗学传统：其中有“成诵易记”“现成思路”“经典生发”等创作机制在起作用。因而，只要文言不死，文言审美经验及其理论，必不会死。

    至于白话文创作与文言美学理论之关系的研究，早有成果累累。先期有鲁迅所论“魏晋风度”“摩罗诗力”、朱光潜所谈的“情趣与意象的统一”、夏志清所论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传统等等，继而有海外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等持续讨论的“抒情传统”，及章培恒教授主持的“古今贯通与中国文学”课题，至今仍有学者坚守。

    研究古典文论与今天精神生活、艺术实践的关系，恰可以借鉴哈伯马斯的交往对话理论，从以“我”为主位的关系，回到古人的生活脉络与文化情境，作同情的了解与智慧的对话，像钱宾四先生那样，将孔子、庄子、朱熹与陶渊明作为很可以尊敬的客人、朋友，邀请到房间里来与他们亲近地晤谈。至于说到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更好地融合现代与古典，使古典文论直抵人心，则要切近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客观了解中国文化，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摘编自《“很美”的古典文论，如何有益现代人灵智》）